【2020台湾大选】总统选出来了 政治家未见影
台湾迈入民主化已二十余年，但这段时间以来，台湾不光国际上的空间日益萎缩，在两岸角力上也日趋弱势，内政治理更呈现下坡之势。这令人不禁要问，台湾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总统？
香港01台湾大选专页
要能确保主体性 保障台海和平
简单来说，“主体性”就是与“附属性”相对。过去，台湾曾经通过经济实力及自由民主等价值认同，获得充足的“主体性”。然而，2000年前后，内部政治氛围转变、社会与经济发展停滞、国际地位下降，让台湾的“主体性”与自信心同时下滑，“附属性”则上升，更受制于中、美乃至日本。
源于“我命由天不由我”的体会，加上对两岸实力落差的深刻体认，台湾社会无奈将问题简化为“因为我们非正常国家”，认为“台独”才能展现“台湾主体性”。 然而，只有“台独”才能表现“主体性”吗？并非如此。台湾所追求的“主体性”，是要让台湾实质“走出去”。例如过去台湾虽被迫退出联合国，但通过在经济上的杰出表现，仍能以“亚洲四小龙”之名闻名于世界。提升“台湾主体性”，靠的是领导人权衡利弊、面对问题、改善现况，而非自我麻痺或“阿Q”心态。2016年迄今两岸关系紧绷，台湾倒向美国不仅未有提升自身能见度，反而限缩了旧有权利。种种艰涩难题，不是“台独”能扭转。
当然，台湾确实建立了素朴的本土认同，大陆须认识到这个客观事实，尊重台湾人对这片土地的感情及客观看待两岸分治所形成的心理阻隔。对台湾总统来说，两岸关系是无法回避的关键课题，要妥慎处理，而不是处处与大陆对抗。在尊重历史及适应现实的同时，努力提升台湾的“主体性”，才能降低“附属性”。
除了“主体性”外，确保两岸和平、消弭两岸紧张气氛，也是台湾总统应具备的能力。大陆原本就有部份较为激进的声音，长期主张“武统”台湾，就连部份美国人士，例如美国在台协会（AIT）前理事主席薄瑞光（Raymond Burghardt）也表示，两岸之间的疏离过大，不可能看到台湾与大陆“和平统一”。这种言论隐含的意味明眼人一看便知。不过，即便有少数人总在一旁煽风点火，也无改两岸社会中绝大部份声音是希望彼此能够和平共存的事实。
对两岸来说，台海和平最主要的意义是避免双方或因“台独”或其他缘故重启战火，重陷内战。若如此，只会是两岸的又一场历史性悲剧，后果必定充满灾难，并加深彼此仇恨。
台湾总统要认识到，两岸的实力对比与区域局势和过去差距甚大。所以，作为台湾的领导人，应知道如何处理两岸关系，构建两岸和平，让人民放下担忧。两岸关系从来不是“难道要对中国投降吗”这种气话便可处理的，而是攸关全台湾人的性命与未来，台湾总统须有此体悟与担当。
建立经济民主社会
另一方面，当蔡英文说着台湾经济增长率为“亚洲四小龙”之首，自鸣得意地说“民主可以当饭吃”时，民众的工资却倒退至十六年前的水平，既追不上日常物价的增幅，也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脱钩，个别家庭所得更难以负担起房价。
最令人忧虑的是，迷失于GDP等无法实际反映民生福祉的指标、并自满于“民主可以当饭吃”的蔡英文，恐怕连认知台湾深层次矛盾危机的能力都没有。其实，台湾的经济分配结构早有问题；当社会的财富与繁荣无法为社会共享，就说明贫富差距在扩大、社会发展道路更已偏离公平正义。然而，不分蓝、绿都缺乏对于深层次结构危机的认知。尽管台湾在解严后推翻政治“威权”，有了政治民主，但在威权退位后，掌控台湾经济规则和财富大饼分配的权力，便已悄然为资本霸权所接手，其政治影响力扭曲了台湾的经济规则和分配结构。
谁能带领台湾走出经济、民生困局？衡量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谁能认识到台湾的深层次结构危机，提出“经济民主”的改革愿景，重构长期为资本霸权所垄断、扭曲的不公平分配结构。
弭平社会政治撕裂
在经济苦待转机的同时，台湾社会周期性地随着选举到来而喧闹沸腾，变成水火不容的多方对峙。为何一到选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变得难以理喻？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台湾政治竞争的主轴是极具撕裂性的统独问题，涉及的不只是对国家未来的立场，也包含国家认同、身份认同等敏感话题。
此外，各政治力量近年因不同社会议题形成分歧，造就不同世代间的对抗。像军公教年金改革、同性恋婚姻等都引发对立，政客藉这些议题制造分裂，以巩固选举基本盘。在激昂的情绪下，“不支持就等于反对”，理性讨论空间不复存在。须知无论什么议题，从未有绝对的正确或不正确，剔除虚假讯息后，仅是立场的不同。立场不同可透过沟通交流，促进相互理解，纵有争论也不必然升级成冲突，政治介入才是使社会议题变调、走向冲突的主因。
蓝绿阵营要为台湾社会长年因选举等政治议题导致的分裂负主要责任。就此而言，无论是谁在总统选战中获胜，都应该给这个社会清理伤口与疗伤的机会，而不是在伤口上撒盐。
超脱统独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概念本为中立，但在台湾，“统独”意识形态往往成为彼此攻讦的标签。台湾社会的一大问题是，自由主义被供上神坛，并与统独包裹在一起。于是“自由”被简化成追求主权独立、“民主”被简化成选票。台湾人“出头天”的欲望因而需搭配“压迫者”来维系，从前是“反威权”，现在则为“反中”。
一个好总统，至少要能超脱政治恶斗、口水战的统独意识形态，甚至重新检讨被异化的自由主义，让社会有空间摸索更多元的指引，从而找到最利于促进台湾社会进步的方向。
回应百年变局 如何安置台湾
冷战结束后，“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形成；中国崛起也成为事实。过去，台湾被美国划进防堵共产势力的前线，美援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后冷战时代中，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台湾从过去与西方阵营紧连，变成与大陆等新兴市场更为紧密，对台湾而言，经济上更已跳脱出“铁幕”。近期，中美在贸易、科技、军事乃至于意识形态都出现冲突。当前台湾虽将中美贸易战、香港反修例风波等议题中的“中西冲突”放大，以证明台湾“站队”美国之必要，但此举存在缺陷。
其一，中国经济实力不同于苏联，苏联崩于经济，中国经历数次转型尚无崩溃迹象；其二，中西虽有冲突，但西方对于是否全面围堵中国出现分歧，中西不只在经济层面联系紧密，在诸多国际议题中亦须达成共识，如此才符合各方利益； 其三，中美固然有冲突，欧洲对中国亦有顾虑，但对各国来说，这份“顾虑”还未到“生死攸关”，彼此仍有调合空间。以上种种都需台湾谨慎权衡，台湾总统至少应该留意两点：首先，要以台湾整体利益出发，避免台海成为战争热点，审慎平衡美中台之间的关系；其次，应戮力推动社会深层改革，在经济发展、社会正义面向加强台湾的“主体性”、提升台湾这块品牌的价值，让台湾即使身处百年变局之中，也能获得尊重与空间。
目前台湾面对的挑战与难题实在太多，尤其每次大选，之于人民、之于发展，最终都归于同一问题：“台湾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总统？”如今选举尘埃落定，获胜的蔡英文必须清楚，当前的世界与过去台湾人所熟悉的世界，已经不一样了。台湾内有经济等难题，外有必须应对的局势变化，当前台湾政坛仍多以“过去二十年”、甚至是冷战结构下的标准来衡量国际变化，更以“先搞定选举再说”来应付人民之诉求。许多人至今仍心念蒋经国、孙运璇、李国鼎等深刻改变了台湾政经面貌的前人，是因为他们心中真正有人民。台湾社会依旧在等待一位有资格称为“政治家”而非政客的总统出现。
上文刊登于第197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月13日）《总统选出来了 政治家未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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