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NBA的另一面:键盘战士狂欢
“世上没有比法国投降更快的东西了,除了中国NBA球迷”,“去看球的以及支持他们看球的都是当代汪精卫”……上周四(10月10日)NBA中国赛上海站座无虚席之后,活跃在社交媒体的内地网民,愤怒地为那些前去看球的NBA球迷送出“跪族篮孩”的称号,就在此前几天,美国网民刚刚将拒绝就莫利事件进行评论的NBA勇士队主帅卡尔斥为“懦夫”。撰文: 刘书曼
这一切的情绪源于10月4日侯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利在个人社交帐号贴出一则“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的推文,奇怪的是如今事件的走向已完全将莫利的推文淹没在政治表态与站队之中,取而代之的是企业割席、政治站队、舆论的对抗与撕裂。
这不禁令人疑问,发生在香港的示威活动从各国政要到中西方媒体所产生的争论已足够多,一个体育领域的表态为何能同时搅动上至总统下至普罗大众的中美两个舆论场,成为此示威事件至今为止最具舆论影响力与市场效应的事件?
网民影响舆论场走向
从莫利事件可以清晰看到,传统媒体曾长期在政治、意识形态等议题上扮演中美双方主要发声角色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如今这些领域的碰撞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官方渠道的唇枪舌战,民间舆论正在成为影响事件走向的重要力量,且一定程度上起到敦促官方表态的作用。
今天整个世界的舆论场因为互联网的出现,发生了极大改变。一个小小键盘,正通过互联网转化为“舆论音量”,切实影响这个世界,而置身其中的人很难逃避舆论的反噬。英国《金融时报》在观察莫利事件时讲过这样一个现象—“民间制裁”:“当一个打工者在键盘上敲出抵制两个字之后,他觉得行之有效,但他不知道,这背后那么长的逻辑链条,最终会在几个月、一年之后,传导到他自己身上。”今天中国舆论场上之所以有“跪族篮孩”的声音,美国之所以把NBA、卡尔等作为网络批斗的对象,都是互联网群体中出现了“键盘战士”这个群体。
今天但凡在网络形成舆论效应的事件中总不乏键盘战士的身影。从明星艺人的私生活状况到社会议题中的不公平现象,再到国家间的政治议题。
虽然莫利事件一开始是作为一个政治议题进入公众讨论范围,但后续的事态发展已经转变为带有“网络暴力”的舆论事件,这其中,网络群体扮演了重要角色。在美国的Twitter、Instagram,在中国的微博、微信,发表政治观点的,发泄个人情绪的,甚至趁机行销的,都试图在莫利事件上表现出自己。
今天网络上涌现的义正言辞,滔滔“民意”所造就的舆论浪潮,背后就是一场场网络暴力。
自媒体为何有如此能量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舆论景象?键盘战士何以能够掌握舆论的走向,影响现实议题的进程?原因大概有二,互联网催生的自媒体时代来临与民众对公共事务的表达意愿提高。
这个时代,人们正在互联网的技术普及下充分享受着“说话”的新鲜感。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无论是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由利益阶层、知识阶层等等“垄断”,普罗大众虽然也有谈论公共事务的自由,但相对大众媒介,他们的话语传播范围有限得很。但今天活跃在网络上的民众,他们享受着已经被技术消解的话语特权格局,互联网催生了自媒体的出现,大众不再是受众,也可以传播甚至一定范围“掌握”话语的领导权。只要拥有一部手机,人人都可以与总统一样向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只要你的观点够精彩,够吸引人,就可以在这个舆论场中成为“大V”(网络意见领袖)。
互联网的出现,让公众参与公共讨论的标准、成本降低,这也就意味着普罗大众的声音在技术帮助之下被更广泛的呈现出来。过去北京司机通过一段搭乘的时间与来往的乘客滔滔不绝的讨论时政,民众聚集在茶馆、戏楼等场合谈论公共议题,这种传播的局限性很难形成大规模的舆论事件。但自媒体的出现改变了这种舆论生态,他们可以通过一个社交平台超越空间限制聚集讨论,话语的传播范围更广,集聚效应更强,产生的碰撞也就更激烈,自媒体时代的来临把以单向传播改变为双向传播,这不仅是对既有舆论生态的一种挑战,也反过来影响着现有的事务议题。
自媒体的出现确实给网络舆论的兴起提供了基础条件,网络舆论势起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还在于民众表达意愿。由于技术的不可证性很难讲互联网出现前后,民众参与公共讨论的意愿究竟有多少实质性的变化,但从需求理论的逻辑,这个答案应当是有所提高的。
今天,之所以有莫利事件、有杜嘉班纳(Dolce & Gabbana)辱华事件有抵制台独企业等事件,其实是技术、政治、意识形态叠加的综合因素。
其一,一个大的背景是这个世界正处在“大变局”中,不仅是中国在“变”,美国、日韩、欧洲、中东,二战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政经格局都在发生剧烈震荡。“环球同此凉热”,整个世界进入“火山频发”的时代,爆点新闻一个接一个,这反映在舆论场上,就是世界各地的新闻“筛选”到民众面前的公共议题正在增多,随之对于“大政治”的参与度、表达欲以及实际感受在不断增强。
其二,在这样的全球“大变局”之中,中国扮演的角色正在加重。毋庸置疑,中国已经站在了这个“变局”的牌桌前,是一个大玩家、大豪客,很多重大事件都置身其中,无法回避。
其三,大国崛起之下民众的心态也在潜移默化的发生着微妙变化,对国家地位、身份认同的需求也会更加敏感、强烈。近代史以来,中国人前所未有的成为世界媒体聚光灯下的“主角”,所以他们急于去表达,去告诉世界他们的看法、观点。而且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中国人“家国意识”、“民族意识”重新觉醒的时代。世界上大多数经历过殖民的国家都会在民族独立、经济强大后开始经历这样一个“觉醒”阶段—韩国、日本甚至美国都是这样,1989年韩国人说“身土不二”,美国人说“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都是如此。这背后是一个民族对“我从哪里来”、“我该以何种身份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本能追问,最直接的答案就是容易回到“民族主义”,中国今天也是这样。
民族主义易变极端民粹
一个危险的地方在于,民族主义掌握不当就极容易出现民粹等极端情绪,尤其是在网络集群的时代。说到底,讨论的标准降低与意愿升高,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讨论的结果简单化”,当然这个简单化并不仅是互联网技术对舆论的影响,也是有更多的“声音”出现在舆论场所呈现出的结果比例。但也正因发言的成本降低,让舆论场出现一些负面现象。资讯的快速获得让观点在没有理性思考的情况下在网络上迅速更新;在对事件没有完整了解的情况下片面表达,甚至作出纯粹的个人情绪发泄。网络的集群效应所形成的跟风、站队、非黑即白、非对即错,同时伴有傲慢、极端、不理性、缺乏同理心,更极端就是键盘战士所掀起的“网络暴力”。
“网络暴力”的形成极具煽动性且常常参与者不自知,他们躲在网络后面,不用与网民进行面对面交锋,无论是不是事件的当事人、利益相关者,都可以借助方便的发声渠道说两句,这不只是内地,美国、香港、台湾等国家或地区都是这样。他们自以为占据法律、道德高地,理直气壮地进行舆论攻击,就莫利事件来说,内地网络上对莫利和NBA的声讨大有完全不了解整个事件就高喊“国家主权不可侵犯”者。美国亦然,例如卡通《衰仔乐园》(内地译南方公园)借莫利事件对中国发出的那封“道歉信”,也是自以为其价值体系优越于中国,实质也是配合西方舆论对中国体制的一种“网络暴力”行为。 “跪族篮孩”与敏感状态下拒绝发声的卡尔,都没有顺从舆论的“洪流”并加入对抗与抵制的伫列,结果成为“网络暴力”的对象,成为了各自价值观里的“卖国贼”。
上文刊载于第184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0月14日)《抵制NBA的另一面:键盘战士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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