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四】经历三场社会运动 他选择到台湾重新开始
若说新加坡与澳大利亚的移民门鉴高，那台湾大概是还能一试之地。年轻人可透过投资、技术、创业、求学等途径移民，所需的成本相对低，即使没有太多资金，亦可以用时间换取居留权，80后的阿森（化名）便是其中一员。“台湾应该是门槛最低的地方，读书是最容易留下来，但时间成本大。”阿森中五会考后，便到台湾读书，高中一年，大学四年，研究院三年，在台湾待了超过八年，人生中最好的朋友都在台湾认识，最青春的岁月都在台湾发生。那时去台湾，不是为了移民，而是对文史哲的喜爱。比起香港重商轻文的选科倾斜，台湾有浓厚的文史哲氛围，有许多独立书店，对从小喜欢钱穆的他而言，很有吸引力。住过宿舍租过屋，吃过外卖也煮过饭，有空时在书店打书钉，到咖啡室呆个半天，台湾是个适合生活的地方，但对想揾钱的人而言，可能要失望了。研究院毕业后他回港工作，做过智库，也做过传媒，上月辞职了。见面时他说，年底会过台湾，“我在那边买了楼。”
三年前，他用投资美股得来的钱在新北市买下400多呎、150万港元的两房楼花，付了一半首付。本打算工作几年便回去创业，如今计划有变，大概香港真的很难待下去。“我原本没有具体的时间表，只知长远会过去，但没想过这么快。伞运之后看到政府的应对，对反对势力的态度，危机处理的僵化，中港关系的极端不平衡，我觉得愈来愈差，看不到方向，不想留在这里过世。”
根据台湾移民局的资料，申请人若在台湾投资600万元新台币，便可获得居留证；若是认可的职业，可循专业移民方式申请移民；而最简单的方式则是升学，只需在台湾完成大学课程，之后回原居地（香港）工作两年，取得工作证明，即可申请居留证。
在国立台湾大学读中文，研究院读历史，阿森是个实实在在的文青。他说过去不太关心时事，直至2014年太阳花学运后，才开始接触政治。那年，因为反服贸而演变成一场大型学运，阿森身边的朋友都有参与，有些更有份占领立法院。他有去帮忙，但不深入，“我只是一个旁观者，觉得这是台湾人的学运。”直至同年香港发生雨伞运动，他才有参与其中的感觉。
从反修例前线退下来
雨伞运动发生时，还在读研究院的阿森飞回香港两个星期。他每天都到金钟报到，守过龙和道，在特首办外瞓过，晚上通宵留守，日间返屋企休息，他说感觉与太阳花很不同。一边是学生运动，气氛似嘉年华，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明言不会清场，立法院外是一派轻松，一日三餐都有人供应，一起唱歌、做小组讨论，大家没有很重的危机感。另一边虽然也被批评似嘉年华，有公民课堂，有学生在现场温书、做功课，但感觉沉重，大家都怕被警察清场。
“今次更不用说，是白色恐怖。”自3月开始，他已关注事态发展，法律界多次表示对修例有疑虑，政府视而不见，至6月百万人上街，依然充耳不闻，6．12更埋下了市民对政府更大的不信任种子。阿森当日抱着二读必过的心态去到金钟，“我不想让政府咁易通过，或（让它）通过得好难睇，以此彰显政府的横蛮无理。”
因为有明确的目标，他走上前线，但在林郑宣布暂缓之后，他觉得失去了冲的正当性。“七一包围立法会，我的想法是冲都要有目标，立法会没有会要开，冲什么。”直至年轻人真的冲入立法会，他好似理解对方的心情。“某程度反映了过去香港政府对于立法会制度及立法权力的摧毁，示威者虽然打烂了玻璃、破坏了建筑物，但更突显过去几年政府DQ议员、刮所有选民一巴的制度暴力。”这段时间，正反两派都在意民意的此消彼长，都企图重夺舆论主导权。
阿森表示，不能想像当社会平静下来后，政府继续其管治，“离心力好重，极之厌恶这样的政府。”跟大部份香港人一样，他无法预测运动之后会如何，也想像不了运动会以什么方式结束，只知无论如何落幕，一切都无法回头，没有能力离开的人揽炒，有能力的便移民。
政府放弃年轻人的感觉很强烈，你看财政司长出来派糖便知道，完全忽视80后至千禧这几代人，感觉上中国想要香港这个地方，但不想要香港这班麻烦的人，所谓麻烦的人，便是指这两三代的年轻人。
离开是对政府的抗议
那退到台湾可是出路？香港人大多对台湾有好感，纯朴友善有人情味，每年到台湾旅游的人次超过一百万，风土文化语言都不陌生，然而，当台湾变成一个居住地时，是否人人都可接受？台湾经济差收入低，大学毕业生的平均薪酬只有28K（台币，约7,000港元），硕士或博士毕业生稍微高一点，当中又以电子工程及金融投资业最为好景。阿森的朋友是大学教职员，有几年工作经验，现时底薪约40K（台币），加上津贴，有50K（台币），在台湾算是一份不错的工作。
要追贴香港的薪金水平，几乎不可能，但阿森认为50K在台湾可以过得很松动。“你在香港毕业，出来赚15,000元，能否过得了生活？我想勉强可以，但50K在台湾可以过得很好。朋友用一万元（台币）在内湖租了一间屋，包水电费，房东有时会煮饭，平时食饭用不上太多钱。”他对台湾的理解是，不是可以让人发达的地方，却是可以过小日子的地方。
最近，他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找上他，希望他将硕士论文改写成书，当时他尚未辞职，想到要在香港隐居写书便觉成本很大。“在香港哪有时间做这些事，你不工作也要吃饭，一日百几元走不掉，一个月只计吃饭可能也要三千元，未计出书的成本，几个月已经要贴一两万元。”想了想，或许早点离开香港也是好事，在那边接freelance，解决了温饱，便可以专心写书及追求自己的兴趣，阿森也计划与朋友创业。
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想像，只因觉得那边有制度可以修补撕裂。台湾在经历太阳花学运后，社会也是二元对立，“国民党不倒，台湾不会好”的声音不绝于耳。国民党在其后的地方选举以至总统选举都大败，民进党在立委选举中得到过半议席，实现完全执政，选民用选票狠狠地教训了执政党，社会的怨气被消解。
过去在台湾生活的经验告诉他，民主未必可以让政治、经济变好，但民主能够解决一些纷争。“各地利益输送，黑社会做立法委员，蓝绿分化对立，全部都有，我不期望民主体制下会有英明的领导或决策，不期望民主体制会令一个地方的经济变好或财富分配更平均，我只是觉得民主体制在社会意见分歧时有相对和平的解决手段。近一两个月看到香港的情况，你就会明白，林郑成日话沟通，她想沟通什么？民主就是沟通的平台，让大家乱中有序，香港目前是乱得来没有方向。”
走，是迫于无奈。“这是一种表态，人的离开是对当地政府的抗议。”
有人失望透顶选择离开，也有回流香港十多年的人选择留下来，他们有何想法？详情请看：【移民．五】从澳大利亚回流香港 青年：这里还有可做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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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80期《香港01》周报（2019年9月16日）《经历三场社会运动 他选择移居台湾》，网上标题为编辑重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