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过成功”的公民教育 港青的追求不可同日而语
在反修例浪潮中，特首林郑月娥的确进退失据，市民对特区政府的信任度也跌至历史新低，这又会否促使全民“怀念以前的香港”呢？赵永佳不以为然，因为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于6月17至20日进行的民调显示，不同世代的看法各异。
承接上文：香港青年对英殖时期的“怀念”从何而来？
对现时不满所创造的怀旧憧憬
“这是对现状的反弹—我觉得现在不好，所以去想像、建构以前是什么样子。殖民（时期）有比现在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很多人觉得八、九十年代很好，说那是我们的黄金时期，但为什么我经历过反而不会这样想？你看现在50岁的人会觉得现在很不好吗？我觉得不会啊。这其实都是一种想像。”赵永佳说，他们这代人亲身见证过各种面向的香港和中国，感受自然和没经历过的年轻人有所不同。“香港是不是愈来愈不好？我也觉得是。但是不是殖民时代更好，现在比较不好？这我说不出口，我知道不是这样子。”自言看过中国最差一面的赵永佳，认为他所看到的是香港经历各种改变的事实，而不是年轻人口中那“从前更为美好”的想像。
“主要是港英时期香港人对政府的期望也不高，没人会要求直选港督。但现在不一样了，《基本法》订明立法会和特首都由普选产生，年轻人觉得他应该要当家做主，对政府要求的期望自然跟以前不一样了。”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荣休教授周永新指出，在经过了社会环境的变迁后，世代间所追求的价值及诉求自然有所差异，也间接塑造了年轻人以为港英时期更加民主、自由、开放的形象。“其实不一定是港英时期比较自由，而是以前根本没人去讲这些事，大家对政府的要求就是改善生活、稳定没有动乱，香港人就很满意了。但现在的年轻人期望的是社会能更公平一些，应该是一个有民主、有公义的社会，政府不应该像以前那样偏帮有钱人，做什么事都以资本家的利益为主，但现在的政府还是跟这些权贵混在一起。”
公民意识攀升港青的追求大相径庭九十年代后的香港是繁荣了，但当上一代享受着那些经济腾飞后的果实时，留给年轻人面对的，却是一个产业单一、阶级固化、贫富差距扩大、难以安居的香港，也难怪那个貌似最自由、民主的年代，会成为大家追求公平正义的想像。对于不同世代间价值追求的转变，赵永佳也深有同感。“现在年轻人的追求不一样了，他们是香港的主人，想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我们这一代，或是现在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我们年轻的时候哪会想这些？就只会想着考试、踢波、追女孩，你不会去参与公众事务、不会想像现在牺牲那么大，在我们那时候真的想像不了。”赵永佳表示，殖民时期不太重视公民教育，国共分裂下大家也没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在一切事务都被政府去政治化的氛围下，仅有少数精英热衷讨论公共事务。
“太过成功”的通识教育“董建华前阵子不是说通识教育很失败吗？从他的角度看肯定是失败的，因为他要求通识做爱国教育，那种很正向、但不是active的公民教育。就是你参与就好，但不要太积极。什么叫不要太积极？就是要认识并热爱你的国家，接受现在的鸟笼民主。”赵永佳说，回归后香港才开始大力行公民教育，而第一批接受相关课程的正好是现在30岁左右的年轻人；当初由于官方认为香港人心尚未回归，故决定推出提升国家认同的教育，建制派自然极力赞成，泛民派则批评是洗脑，没想到结果完全背离原意—学生修读通识课，发现政治体制的缺陷、看到社会政策的不公、发现课本上所说“大国崛起”、“欣欣向荣”的中国，和他们看到爆发毒奶粉的中国完全是两个模样。
“现实是矛盾的，矛盾是尖锐的，你要他去念，他就会发现事实不是这样子。这就是历史吊诡的地方，通识课修订过程我都参与其中，结果真的很荒谬、很好笑。”赵永佳笑言，港府原本给予学生“增强公民意识”的“任务”，而学生们把这任务执行得太彻底了；他又自嘲以前不理政治宛如“港猪”，说不定反而是政府最希望培养的公民。赵永佳也解释，1990年后确实是香港最民主的时期，立法局的代表性渐渐提高，在这民主化的过程中选举代替了社会运动，有事情大家会去找民意代表申诉，借由制度内的方法解决问题。在较能体现政治权利的情况下，大型的社会抗争自然相对减少。
周永新亦承认，九十年代的香港政治权利确实比现在更多一些，这或许是年轻人最在意的部份。但他也强调，那时的香港就已经是个不公平的社会，尽管当局提出了政制改革，港英政权仍极力保护自身利益不受损害。“譬如现在的太古广场，1995年以前根本不用投标，政府直接给英国太古公司经营。还有英国的怡和公司，政府永远为他们在立法局里留一个议席，贫富差距也在那时候变得愈来愈高。英国表面上说什么民主自由人权，事实上还是跟权贵靠在一起，这点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一样的。”周永新表示，人的记忆都是选择性的，觉得这个地方好的时候就会记得这些好的地方，反之亦然。在八、九十年代那个黄金时期，他有许多同辈觉得香港的环境不太好而选择移民加拿大或澳大利亚，但他们生活了一阵子过后又觉得香港好像不错。
他笑言人就是这样，以前英国人统治你觉得香港不太好，现在由中国统治你就觉得英国也不错。尽管如此，周永新也明白，年轻人显然不是怀念或想被殖民统治，讲“香港独立”也不是真的搞“港独”，而是借此表达对现状、对港府、对中共的不满。“因为中央确实收紧了很多，连带影响到港府的态度。包括DQ、国歌法，我看现在有些公开场合，你要拿中华民国国旗挥舞可能也不太行，或许会被认为影响国家安全。但以前没有这些限制。”他叹道，香港人根本没有“国家安全”的观念，也没有想过要“威胁”国家安全，但近年中央积极介入香港事务，难免激化年轻人觉得以前更好的想像。
怎样帮年轻人追回“逝去的美好”？问到如何能消解年轻人与特区政府之间的矛盾时，周永新苦笑了几声说道：“我看是没什么方法，这个问题不是做什么事就可以解决的。年轻人要求的是公平、公义、人权、自由、民主，你满足不了这些的时候问题很难解决。所以这几天有人说应该开始讨论选举制度、政治改革的问题，因为这些是很根本的问题。”他直言，现在最基本的矛盾就是年轻人根本看不起这个特首，因为她并非由普选产生。7月1日抗争者冲入立法会，并在议事厅内挂上港英旗帜时，有建制派痛批示威者此一举动，无疑是“希望香港回到殖民时代去做次等公民”。平情而论。我们无法妄论那究竟代表了何种涵义，或许是基于对现状的不满，抑或单纯如某些抗争者所言：“我就是知道中共不喜欢看到它才刻意拿出来”。每个人行为背后的动机都不尽相同，对于港英时期也有不同的认识，但若因此认为港青是“留恋”英国统治的自我作贱，无疑是以过度放大解读的方式，回避了特区政府与年轻人之间的深层次矛盾。
或许如Kevin所言：“我知道英殖时期贪污问题严重、种族阶级分明、有各种各样不好的东西，但历史、人类是不断在变化，我们的价值、感觉也在不断进步。港英时期不好的地方，我们知道以后不要再犯，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学习以前的良好经验，把它放到现在的社会里面，我们能从历史中得到什么改进的方向，作为继续前进的养分？”当局的确有责任反思，究竟要怎样才能提供年轻人一个更好的未来？1984年10月3日，邓小平接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曾说：“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而不会损害香港人的利益。这种变是值得大家欢迎的。如果有人说什么都不变，你们不要相信。我们总不能讲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无缺的吧？……把香港引导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变吗？”特区政府的行政首长和问责高官，又是否有肩膀与能力，让“香港变了”不再是一句黯然伤神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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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73期《香港01》周报（2019年7月29日）《从英殖香港到中国香港 年轻人心中的香港变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