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健康中心长者会员大增 人手不足社工变看护
根据香港复康联会向各精神健康中心收集的资料，相比2011至2012年中心成立初期，在2015至2016年，中心不仅平均会员人数有明显增长，而且中老年、长者的增幅更为显著。尤其是60岁或以上的平均会员增幅更是破百（见表二）。若以上述数字简单计算，在四年前，各精神健康中心的会员分布之中，已经平均有四成多是属于老龄化人士、甚至长者。撰文：陈琬蓉
《香港01》整理了三间、共营运十二间精神健康中心的非政府机构在2018年至2019年的会员人数，发现会员的老龄化趋势，已经进一步加剧到过半、甚至接近六成（见表三）。尽管本港老龄化议题近年受到甚高关注度，但对精神病康复者老龄化问题，社会的相应讨论仍是相当匮乏。对于中年精神病康复者，讨论主要集中在就业层面；而踏入长者阶段的康复者，则被简单归类到主流安老服务之中，明显有欠周全。即使由政府成立、食物及卫生局局长担任主席的精神健康检讨委员会，在2017年发表了200多页的《精神健康检讨报告》，在长者范畴的建议及落实措施亦是针对一般长者的认知障碍症范畴，并在长者地区中心落实先导计划。对于成人精神健康的服务检讨，则仍仅限于就业支援及侧重在医管局提供的服务上，针对精神健康中心的角色着墨不多，遑论讨论在社区内处理康复者老龄化所衍生的额外需求。
从上述案例及一系列数字可以见到，人口老化将为精神复康服务带来不可忽视的额外需求。但这项近年愈发明显的新挑战牵涉的服务需要，却不尽在精神健康中心的最初设计内。那么，营运这些中心的社福机构及中心团队，又如何被“赶鸭子上架”？中心又有哪些局限？
处理老龄化会员需人力更需心力
香港心理卫生会现时营运三间精神健康中心，会员有近六成是中老年，当中三成已经是长者。该会助理总干事程志刚坦言，没想过会员老龄化比例增多是“需要这么多的投入”，因为定位与惯常处理青少年及成人的服务模式不同，团队的工作范围亦开始有所转变：“青少年针对的会是个人发展、社交自信；成年人则主要是就业、家庭问题，这些主要会偏向以小组处理。但相对老龄化、甚至长者康复者便需要更多的个别照顾。”
程志刚举例，团队人手除了要为老龄化康复者处理情绪支援外，更多时候还需同步兼顾他们的精神科服药问题，甚至生活亦需要更多个别陪伴。这一部份对于团队社工来说，不仅需要比青少年及成年的服务使用者更耗费时间，处理时也更吃力：“社工除了基本家访以外，有时候还需要帮他们上门执药数药、管理健康问题，这些已超出社工专业知识；而且还要单独陪他们去精神科覆诊，是‘乜都要做’。处理青少年及成年康复个案时比较少这类需要。”
程志刚指，老龄化康复者随着年纪渐长，加上依赖性强，生活上的需求偏向在中心一站式解决，例如多重专科覆诊、配助听器等。但在精神健康中心，专责精神科的社工人手有限难以全面兼顾他们的需求。程志刚指出，旗下的中心每名社工平均跟进个案比例达1：70，远高于同期医管局个案经理的1：40至1：50的水平。人手不足下，唯有向外求助：“有时中心会动员会内义工陪伴这些老龄化康复者覆诊或处理生活所需，但这不是长远之计。始终义工是为了参加活动而不是担当保健员，处理老龄化需求总不能经常依赖外援。”
精神健康中心处理老龄化康复者的负担日益沉重，那么，是否可以分流一些年龄合资格的长者康复者使用地区的长者服务？程志刚苦笑说这是知易行难：“会员觉得没有同路人便不会去。他们怎会贸然告诉其他长者自己在看精神科？”
其次，长者中心的社工没有精神科的相应训练，亦难以轻易处理：“他们不至于歧视，但一旦长者康复者精神病复发时，他们不懂应对；加上若有长者康复者加入，又要同步处理其他长者的顾虑。”所以长者康复者更多倾向留在精神健康中心，令到中心需要增拨更多资源时间处理他们的需求。
程志刚说：“虽然由2010年开始到现在，政府每年都增加资助，我们团队人手至今也增加了近一倍，但同事仍然疲于奔命。”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营运两间精神健康中心的香港善导会。该会负责精神健康及儿童服务的高级经理吴柱刚解释，精神健康中心普遍有地点偏僻的问题，较被动的老龄化康复者易因距离中心远而不使用社康服务，社工唯有“抵得谂啲”增加外展家访次数：“我们新界西的ICCMW，本来服务元朗区居民，但中心地点却在天水围最北面，会员跨区来一次（耗时）要九个字。”他无奈一笑：“这些康复者很多时都有双老或独居的情况。有时看到两个康复者都是七老八十，长途跋涉过来，连我们也不忍心，只好改为上门探访。”
团队疲于奔命，不仅体现在需要密集地为老龄化康复者提供家访，更吃力的是需要为他们“度身订造”服务。吴柱刚说：“他们相对被动、隐蔽的特点，不能单靠带来中心或一两次家访便当大功告成。”他从服务经验中观察到，这群老龄化康复者不时要颠覆以往“中心开小组”和“单对单支援”的二元概念，才能确保他们与社区的复康服务紧密扣连。
吴柱刚以帮康复者庆生为例，一般情况下会在中心举行生日会，让会员透过联谊维持良好的社交。但对于不良于行、或有隐蔽倾向的老龄化康复者，便不能照办煮碗：“只是打开大门他们不会主动来。但如果单对单家访为他们庆生，也无助他们保持与社区的联系。所以这个时候便要发挥创意—动员其他会员一同上门为这个康复者搞生日会！中间所调动的资源、人力要多很多。”
他又举例指，中心有社工曾试过上门家访六次以上，才能与一名有自杀倾向、隐蔽的高龄康复者建立关系。社工经了解后得知对方擅长制作纸黏土模型，便安排她“开班授徒”，让她可以变相融入中心服务：“可以说我们工作的效用是不亚于一颗抗抑郁药。但是这么多的工序，无可避免出现了人手拉扯的情况。”
上文节录自第171期《香港01》周报（2019年7月15日）《精神复康老龄化 社区支援寡又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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