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22年．专访顾汝德】林郑不解民情　态度傲慢成民怨催化剂

有“魔僧”之称的港英时代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顾汝德（Leo F. Goodstadt），近年积极著书解构香港管治问题，其最新著作的中文译本今年面世，书名《失治之城－挣扎求存的香港》可谓对当下香港的精辟概括。在他眼中，现今香港社会问题千疮百孔是由多重原因造成，而最大的问题来自历任特首的施政失误。眼见现任特首林郑月娥上任两周年之际遇上反《逃犯条例》修订的一连串风波，管治陷入困局，顾汝德娓娓道出对这位特区掌舵人的失望。（此文章为《顾汝德专访》之一）

1989年，港英政府成立中央政策组（中策组），修读经济学出身、曾任职传媒界的顾汝德随即被招揽为首席顾问。顾汝德早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已来港从事学术研究，回归后，他继续自己的“老本行”，研究香港的官商关系、贫富悬殊等深层结构问题。在《失治之城－挣扎求存的香港》里，其中一章探讨香港莘莘学子“被市场鱼肉”，配图为2014年年轻人占领中环街道的相片。他始料未及的是，不消五年，香港再一次爆发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在上月接连两个周日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计市民上街游行，示威者占领街道、冲击立法会，满腔热血的年轻人，再次成为社会抗争的主角。

谈修例：年轻人看不见未来

顾汝德接受《香港01》电邮访问时说，年轻人愤怒的声音，不只是为自身利益而鸣。“香港人参与抗议活动，通常不关乎个人利益，而是关于原则、香港价值”—无论是2003年的七一游行、2014年的“雨伞运动”，还是这次的反修例抗议—但他不忘提醒，激起青年怒火的，还有他们对政府及社会积累的不满。

“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控诉，因为政府使他们对未来的幻想破灭。”顾汝德解释，早于1989年，港英政府为大学收生学额设立15,000个的上限，可是过去二十多年间，特区政府并没有因应高中毕业生人数上升而调整大学学额，反而将因资助学额不足而未能入读大学的毕业生，推向副学士或自资学位等高等教育课程。这群学生不但要自行承担一笔高昂学费，毕业后的薪酬水平更与无同等学历的人相差无几，“即使特区政府为他们提供补助，但这些课程的质素，以及就业出路依然不理想。”

顾汝德又指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来自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的年轻人获得大学学位的机会相差不远，现在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他引用2011年政府人口普查数据，指出几乎一半来自最富裕家庭的年轻人能升上大学，而来自最贫困家庭的年轻人升读大学的人数增加得很少。这是现今社会“成功靠父干”风气的写照：年轻人的人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收入，这又如何令他们相信学有所成是事有所成之本？又如何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现状，带来更好的生活？

顾汝德直言：“这些情况，令新一代对政府萌生恨意。”

林郑月娥上任后，在首份《施政报告》中强调，未来五年会致力做好与青年“三业三政”相关的工作，并特意成立青年发展委员会。可是，摆在年轻人眼前的现实似乎是生活与发展空间不断收窄，面对房屋、就业、欠缺上流机会等困境，政府所谓的青年政策皆显得如同鸡肋，对他们的人生规划难有实际帮助。这令人不得不质疑，究竟政府有没有重视、正视，或者了解青年的诉求。

政府理应积极聆听民意及回应市民的诉求。回顾这次修例风波，顾汝德形容，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中产与上流阶级亦参与抗议活动，他们的诉求清晰明确，而备受社会尊崇的法律界人士，早于民怨未爆发之时已就修例发声，提出疑虑，可是林郑及其管治团队不予理会，“似乎觉得律师并没有那么重要”。

当权者的傲慢，无疑是点燃市民怒火的催化剂。顾汝德过去曾分析，林郑月娥不是政治家，没有特别的领导才能，甚至在制定政策时渗有个人观点，“自以为这些观点能够代表社会上的人”。经过近期的风波，他又如何评价林郑的管治方式？

“香港是一个现代、开放、复杂和繁荣的社会，政府不符合社会期望的标准。从政府的演辞及报告中可见，似乎政府官员要么不了解香港人的质素，要么不尊重他们。”顾汝德不讳言，“林郑执政两年间，未能提高自身的领导能力，加上整个管治班子无法获取市民信任，成为她管治中的最大弱点。”

从竞选特首开始，林郑一再声称要“与市民同行”，可是两年过去，市民突如其来的强力反弹，却暴露她不知民怨、不懂民情，与市民渐走渐远。如今民间呼喊“林郑下台”的声音不绝，反映其施政即使曾带来“相对平静”的社会气氛，却未能真正凝聚民心。自诩“好打得”的她近日被问及会否下台时强调：“希望能继续为香港社会服务”。她同时坦言自己未来三年的管治工作将“非常困难”，困难在于市民的“信心”及“能量”问题。

重拾市民对政府的信心，确实是林郑月娥不能回避的首要课题，但是要如何改变已深入民心的负面形象？顾汝德建议林郑月娥筹组一个顾问团队，正视过去的决策错误，并任命有能力的专业人士出任问责局长，透过大规模改革，为社会带来改变。他提醒，林郑需要真正的谦卑，才可以令团队敢于谏言。

以上建议或多或少令人联想到中央政策组—这个由成立至回归前的八年间一直由顾汝德掌管的智囊机构，曾协助港英政府落实不少重大决策，但回归后它的角色大不如前，一度恍如被“投闲置散”，本届政府更把它改组为“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

智库香港愿景计划执行及研究总监冯可强曾撰文探讨港英时期中策组的运作经验，指出它有可取之处。他提到，当年顾汝德用人来自各党各派，例如委任民建联创党总干事郑艾伦为全职顾问，非全职顾问包括民主党政策研究员刘细良、工联会陈婉娴、民建联程介南、职工盟李卓人、民协罗祥国等。他并引述刘细良的一篇文章称，“顾汝德当时说，中策组不需要港督的‘粉丝’，要客观评估政治形势，就一定要听到来自不同阵营的声音。”

直至今天，顾汝德仍认为一个好领袖可以解决香港问题，而这个领袖必须“兼听齐明”、“任人为才”。

继续阅读：【回归22年．专访顾汝德】历任特首弊政多 对社会福利视而不见【回归22年．专访顾汝德】港人难无限期包容当权者无能

上文节录自第169期《香港01》周报（2019年7月2日）的《专访顾汝德 — 治港本不难 为何回归后老碰壁》。

相关文章：【管治思维】听四代人之苦　解民生困局【专访周永新】世事在变 政府管治思维从未改变

更多周报文章︰【01周报专页】《香港01》周报，各大书报摊及便利店有售。你亦可按此订阅周报，阅读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