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畜”是怎样炼成的（一）：标准工时遥遥无期

有非专营巴士司机日做十多小时，为跑数放弃休息；有保安员每周工作逾72小时；有前线医护人员更接更，“挨义气”超时工作；不少酒店业员工连续工作十多天，被迫“卖”掉例假工作；会计界每逢旺季通宵达旦工作更几成定律……“挨得”成为各行各业的基本要求，“过劳”逐渐成为常态，背后是打工仔、执政者、政党皆不能忽视的困局。此文章为《香港“社畜”是怎样炼成的？》系列报道文章三之一

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出现一个新名词—“社畜”，意即工作时间长、压力大、拼命为企业付出的打工仔。同为亚洲发达地区的香港，不少打工仔自嘲“奴性重”，将工作置于首位，不断加班。根据瑞银2016年《价格与收入》报告，香港是平均工时最长的城市，每周平均工时为50.11小时，远高于全球平均工时36.23小时，也明显高于区内其他大城市如台北（41小时）、日本东京（39.5小时）及北京（37.42小时）。

然而，工时这么长没有问题吗？

世界卫生组织早前将“过劳”定义为“长期无法排解工作压力而导致的症候群”，列为会影响健康及令人求医的职业现象，其表现包括感到精神消耗或精疲力尽，对工作产生抽离、负面或怀疑的感觉，工作效率降低。这证明工时过长会损耗身心健康。去年香港神托会一项调查发现，三成在职受访者认为工作对其精神健康有非常负面影响，这种情况可能已是“过劳”的征兆。

全港逾397万劳动人口共同构建国际上响当当的经济体。可是，亮丽的背后潜藏隐忧—打工仔就如一颗颗不断损耗的齿轮，一不小心便成为“过劳”的一员。究其原因，或要从下列三大问题说起。

“死几多人唔喺我哋考虑因素。”早前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这句话，令他继惹哭寻觅工作屡碰壁的婆婆后，再次被社会抨击凉薄。其时，立法会议员郭家麒斥责政府就标准工时立法问题一拖再拖，继而质问罗致光究竟还要“死”多少人，政府才会觉得需要推动标准工时立法？罗致光回应时重申社会对标准工时立法仍存分歧，并在郭家麒追问下，说出以上那句话。

郭家麒的质询不无道理。劳工处资料显示，过去五年，雇员在工作期间非意外猝死的592宗个案中，高达76%涉及心脏及脑疾病（表一）。当中，会计、法律、出版、设计等专业及商用服务业占的个案最多，共有120宗。虽然无证据显示这些猝死个案直接源于工作，香港亦未有定义“过劳死”，但坊间不时有声音质疑，部份个案会否与“过劳”有某种关连，并将矛头指向工时过长的问题。

“我相信他（罗致光）的意思并非这样（凉薄），不过政府亦有需要处理‥‥‥（标时）讲了那么久也没有，其实很失望。”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总监、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叶兆辉接受《香港01》访问时指出，香港现时没有“过劳死”个案，并不代表相关事例没有出现，只证明香港未能够与时并进，未能够为打工仔制订如标准工时等保障。

据叶兆辉观察，亚洲地区的雇员基于服从文化，较容易接受超时工作。他提到，日本有员工为了工作，不眠不休数天后猝死，法院最终判死者任职公司需向死者家人赔偿，相关案例对香港而言是一大警示，希望大众关注超时工作带来的社会成本。

回溯设立标准工时的原意，除了防止无偿加班的情况出现，更是防止员工因过劳而出现健康问题，并保障员工的工作生活平衡，让他们不用整天埋首工作，有更多时间发展个人兴趣、陪伴家人。相关讨论历经三任特首，港府曾于2013年设立由劳、资、官三方组成的标准工时委员会（标时会），惟未有达成共识，劳方代表在2016年更退出委员会。

标时会劳方委员之一的梁筹庭批评资方态度强硬，不认同就标准工时立法，双方只能“各说各的”。他当年接受媒体访问时概叹，“在此情况下，要看政府本身的取向，如政府现时仍指自己是中立、不偏不倚时，就没话好说了。”

可是，从《标准工时政策研究报告》中，不难看出政府轻视对劳动者的保障：“政府在研究标准工时的课题时，必须考虑本港的整体利益、经济发展步伐及持续性、社会整体的承担力，以及如何平衡雇主及雇员的利益。”

报告又指，香港的劳动人口素以“勤奋”及“灵活”见称，让本港即使面对激烈的全球竞争，仍取得经济发展及成就。一些商界代表亦频频以此论调为反对理据，过去标时会资方代表曾强调，设定标准工时会增加企业成本，影响本港竞争力。

随着劳方的离场，委员会最后推出“合约工时”方案，并获得政府接纳。不过，相关方案只规定雇主雇员在合约中标明双方协议的工时，及超时工作补偿包括超时工资或补假，即只要劳资双方你情我愿，工时多么不合理亦属合法，被批评是本末倒置。政府最终决定搁置“合约工时”立法，仅推行“行业性工时指引”，以及透过工时状况住户统计调查掌握概况。劳福局表示拟于2023年评估指引成效，始再进一步探讨改善工时政策可行方案。换句话说，标准工时立法继续推行无期。

劳资双方在标准工时委员会中无法达成共识， 源于资方不明白，工时长不等于工作效率高。 外国有不少数据支持，工作条件较好，员工生产力更好。

叶兆辉认为，劳资双方在委员会中无法达成共识，源于资方不明白工时长不等于工作效率高。他续指，在外国已有不少数据支持，倘使工作条件比较好，员工的生产力会更好。

他认为，当双方难有共识时，政府应该担当诱导者（facilitator），特别是资本主义下，劳资权力不平等，政府更应多一份承担，“应该要以人为本，官员亦要以人为本，那是紧要的。”

“以人为本”，是特首林郑月娥首份《施政报告》的背后理念。然而，大家所看到的却是政府未尽本份，就标时立法问题不断蹉跎。说到底，劳资关系不对等是造成标准工时设立无期的根本原因，当中迫使资方坐上谈判桌的“集体谈判权”，最能映照这种“不平等”。请继续阅读：香港“社畜”是怎样炼成的（二）：缺集体谈判权 劳资难以对话

上文节录自第168期《香港01》周报（2019年6月24日）《香港“社畜”是怎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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