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恶的距离．二】拒以煽情作卖点　剧组克制追求真实客观

上文提及，无差别杀人事件、精神病患袭击民众等悲剧，确实曾无情地在台湾社会上演，给某些人、某些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带来极大伤痛。导演与制作人不愿影射任何事件或个人，在拍摄与行销过程中格外小心谨慎，怕观众看到剧名或片花（预告片）时，误以为该剧想传递特定的观点与立场，因此心生抗拒或产生错误解读，而不愿进入剧中了解全貌。【《我们与恶的距离》专访报道系列之二】

承接上文：【我们与恶的距离 ‧ 一】善恶难分界　活在灰色世界的“我们”

不标签不煽情的“自我节制”

“我们自己先不要去标签，尤其在社群行销上面，你很清楚知道做什么事情会令观众有感觉、会想点阅（点击），所有新闻标题都是这样，愈耸动愈想点阅，愈忍不住自己的手，但我们要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林昱伶说，以夸张的方式去博得眼球其实很容易，但为免观众有错误的预期、为了更好地说故事，剧组选择不为一时吸睛去贴上自己不愿接受的标签。“我们有太多耸动的标题可下、太多地方可以更夸大、更加强地处理。”林君阳回忆，曾试图将“恶”的元素或更耸动情节加入预告片之中，出来的版本也确实让他们觉得“哗，这个好厉害”，那个讯息好强烈，观众看到肯定会想点击，肯定想要说两句、骂两句。但最终，剧组放弃了这些“最吸睛”的版本。

“在走戏的过程也是，有一些走位和情绪加进去后，那场戏会变得很有张力，那瞬间你会见猎心喜，觉得‘不如就让那一幕发生吧’！譬如受害者与加害者家属在对戏时多一巴掌会怎样？或是我能不能改变杀人犯的形象，让观众有更强烈的感受？”林君阳解释，就算完全按照剧本拍摄，他也可以让每个演员表演出不一样的态度，让剧中的杀人犯陈昌变成一个老好人，或是让他变成一个口出恶言、愤怒咆哮、看似十恶不赦的坏人，这些改变都可能让观众有更多的情绪及反应，但对整部戏来说是好的吗？这种处理方式，是否会让观众在看剧时无法站在相对中立的立场来理解？这也是他选择把这些因素都“收回来”的原因。“节制，我们在过程中不断提醒自己这件事，就如同制作人说的，就算有更好、更酷炫的处理方式，也必须左手压着右手告诉自己：‘不要这么做’，要知道我们在处理什么。”回想从拍摄到行销，林君阳与林昱伶都认为，“节制”是这部剧的重要特色。

除让角色的演绎更真实客观外，剧组在许多场景及事件上也尽力做到贴近真实，其中耗费最多资金与精力的，是搭建新闻台与播放控制室。为了让观众恍如亲历其境，剧组不仅平地架起整个新闻台场景，还进入新闻台观察实际运作，尽力将所有细节呈现在观众面前，从其用心程度，能看出“媒体”在剧中举足轻重。“其实最一开始，媒体并没有占那么大的比例。”林昱伶提到，吕莳媛是在田野调查时发现，不管在讨论哪个面向的议题，都会很自然带到跟媒体相关的部分，她才突然觉得，似乎可以把媒体这范畴放进去。吕莳媛在采访时曾表示，或许是担心媒体偏颇片面的报道会造成偏见，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不论是律师、精神病患或受害者，对媒体都很畏惧。

你今天看新闻了吗？“在现代社会里，大家都需要透过媒体的资讯去得知发生了什么，判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学过媒体的人都知道什么是‘子弹理论’、‘守门人理论’，也都曾天真地期待过媒体身为第四权、无冕王的模样，但那终究只是理想中的乌托邦，我们要做的，就是呈现出媒体真实的模样。”林君阳提到，《我们》每集都会以一则新闻报道作为开头，紧接着转入网友对这则新闻的留言反馈，并从留言的文字中慢慢拼凑出剧名—《我们与恶的距离》。他想借着这种方式提醒，媒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做报道，对大众有很大影响。“你起了什么标题，我看到后就会这样想；你用什么角度呈现内容，我就会这样判断；你选择带风向，我就会被带着走，这就是事实。你不能期待所有观众都有思辨能力去比报、去看很多不同的讯息作出自己的判断，大家没有那么多时间做这件事。”林君阳说。在大众获取资讯及判断都不免被新闻媒体影响的同时，媒体又是用什么态度与方式面对如此重责大任？媒体确实给到民众“知的权利”了吗？

请继续阅读：【我们与恶的距离 ‧ 三】媒体自甘堕落还是我们选择堕落？

上文节录自第162期《香港01》周报（2019年5月14日）《《我们与恶的距离》引发思考如何从理解中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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