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创科生态友善政策均欠奉　在港谈创科犹如痴人说梦？

国务院2月中发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确立“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及“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两大目标，要求各个城市落实个中大大小小的目标、政策。广东省政府不敢怠慢，新措施一个接一个；反观香港，特区政府却迟迟未能提出前瞻而完整的产业战略。

自内地改革开放把深圳、珠海及汕头设成经济特区，粤港的关系变得更密不可分—“前店后厂”。因此，对老一辈港人而言，“区域经济”一词并不陌生，只是换个说法而已。不过，随着经济发展，粤港关系早已产生微妙变化：香港作为已发展地区之一，经济增长逐步放缓；深圳去年首次挤入全球一线城市，经济增长强劲，以约2.871万亿港元（2.422万亿元人民币）的本地生产总值（GDP），超越香港的2.845万亿港元，成为大湾区城市经济总量第一的城市。

香港在大湾区规划中定位为何？“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纲要》如是说，并提出要推动金融、商贸、物流、专业服务等向高增值方面发展。然则，作为本港经济命脉之一的服务业，还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吗？

“没有优势很久了。”神策研究院政策实验室总监钟民杰直言，特区政府提倡藉优质服务业“打入”大湾区市场，并非新鲜事；事实上，本港服务业以往一直希望进入内地市场，但不顺利，一方面是因为现存制度下的种种壁垒，另一方面则由于“货不在手”。

钟民杰解释，不论是法律、会计、物流，还是航运物流等服务，都是产业链的下游。“你没有掌控产品，别人可以选择你，亦可不选择你。以前港商设厂（下游），当然用自己的服务，但现时货物由别人设计，在别人手上，我们凭什么觉得别人用我们的服务顺畅一些？”

再细看《纲要》的铺排：“大湾区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成世界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对此，钟民杰认为，“现代化产业体系”一章中，第一节是先进制造业，其次是新兴产业，之后才是现代服务业，这次序也意味服务业并非湾区经济的主要项目。他强调，若内地企业不选用香港的服务业，不论大湾区市场多大都没有用，因此服务业应该服务于生产，否则只是“浮财”。

香港岭南大学校长、经济学讲座教授郑国汉则认为，香港固有的优势产业能否保持，视乎香港自身的努力，惟发展创科是大势所趋，“前特首曾荫权认为做好金融就可以撑起经济，鼓吹‘纽伦港’，前些年纽约积极建立科技产业，证明（曾荫权）这种看法是片面的。”

“当一个大的市场开放给你，同时开放予其他地区，这是机会，也是威胁。你掌握得到，就是你的机会，反之机会将被他人拿走。前景是不乐观的，没有保证你赢，但你不做，便一定输硬。”郑国汉的答案语重心长，他强调未来的“蛋糕”可以做得更大，要立足于大湾区，需要押注在创科发展，“科技不是一个产业，是一个方向。”

政府思维要创新 而非独善其身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亦明白，创科不是一个单一产业，它能带来新的产业及创造财富、带动整体经济结构升级转型。因此，港府近年已锐意拓展创新科技，但成效似乎不彰。究其原因，在于本港并未建立创科企业发展生态，对创业者友善的创科环境亦欠奉。这导致在香港讲创科有如痴人说梦，再好的人才及想法都会外流，或者仅仅视本港为“踏脚石”。

本港缺乏创科企业发展生态，以至机会白白流失，已不止一次令人“揼心口”，其中一个例子，是十年前的港产电动车MyCar。研发的香港理工大学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郑家伟及其团队，最后因缺乏政府和财团资金支持，将品牌和技术售予美国公司GTA，“落地”密西西比州。郑家伟接受《香港01》访问时曾言，本港投资者保守，若无政府政策支持及市场调查，他们未必看好。

“超级独角兽”大疆创新（DJI）亦与本港有缘无份。公司创办人汪滔2003年到香港科技大学升学，主修电机及电子工程学，2006年毕业后在深圳成立大疆创新。虽然科技大学是孕育大疆创新的地方，惟汪滔的创业团队却选择扎根深圳。汪滔的“师父”、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曾经表示，很多初创公司最后选择到深圳或内地其他城市发展，是香港的损失，故香港必须不断改善创科企业发展的生态体系，才可以让更多创科公司在香港“落地”。

钟民杰指出，深圳己形成产业集群，零部件、人才、技术一应俱全，而香港无法提供产业发展所需的配套，是过去留不住创科企业的原因之一。不过，随着大湾区内经济活动的进一步流通，两地交通基建落成，交通成本不再高昂，香港可循科技研发，成为集群网络的一份子，掌握知识产权。

欲培育本地科研，必须营造良好的环境及生态，让初创企业无后顾之忧。钟民杰说，创新科技属于高风险投资，不但成本高昂，更不一定有回报。他认为要刺激创科企业的发展，不应单纯提供经济上的“诱因”，而是提供初次需求，令企业不需担心付出后无法得到回报，并从经验中累积研发的能力。

“政府亦需要制度上的创新，而不是独善其身。科研并不是我叫你去，你便会去做。最重要是氛围，（投身产业的）第一个人要知道市场在哪里，（政府）有没有帮第一个人？”钟民杰所指的帮助，不止于金钱，而是为企业提供市场。产品始于需求，外国发展军事工业带动相关科技的发展，值得香港借鉴。他建议，政府可以列出一个采购的“产品清单”，例如发展智慧城市，很多与科技有关的产品需求应运而生，如智能系统、灯柱等等，企业看到前景及需求，便可以研发合适的产品。

土地问题需速解决

市场需求固然重要，但成本高昂的因素亦不容忽视。根据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报告“Live - Work Index 2018”显示，在香港创办新公司的成本是全球最高，每位员工的成本是112,400美元（约882,308港元）。本身是经济学者的民主思路联席召集人宋恩荣笑言，若租用中环甲级写字楼近乎全球最贵，令跨国企业却步，本地的企业亦难以生存。

相比之下，近年内地的青年发展平台俨如雨后春笋，数目愈来愈多。它们是孵化器，主要向小型企业团队提供场地、法律、税务和产品规划等支援服务。宋恩荣分享，他早前参观深圳前海梦工场，发现在该处发展的港青“输得起”、“愿意闯”，各地年轻人互相交流，营造出创新的氛围。

“当有一大班愿意尝试的人，（政府）比较易看到发展方向怎样才好。”宋恩荣以美国矽谷为例，指年轻人可以利用三至五年时间创业，汲取知识及经验，而专家则可以借以分析市场的取向，“（创科发展）如果完全由一群专家纸上谈兵，恐怕问题没有解决的。”他希望香港亦可提供如矽谷般的“环境”。否则，他担心或会出现一个“对香港不是很坏、未必是最理想”的情况：“可能大部分最肯闯、最叻的年轻人回内地发展，真系创办了一个很成功的东西出来，这对香港不是没有益，但自然宁愿他们在香港创办。但如果香港的‘地’搞不到出来呢？结局可以是这样。”

特区政府并非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可惜土地问题又是另一深层次问题。争议多时的落马洲河套区“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基建工程，拖拉十多年才上马，首幅可兴建设施的土地预计于2021年才可面世，首付新大楼更要2023年方可启用。又例如政府早前拨款8亿元兴建“创新斗室”人才公寓，计划提供约500个“经济型”的住宿单位，惟月租仍需要约8,000至10,000元，价格难以与深圳或其他城市媲美。由此看来，在土地问题上，政府仿佛有点力不从心。

宋恩荣直言，深圳市政府明白自己的短板，若发展高科技需要有好的大学、中学，培育人才，并需要好的医院，令人才愿意留在当地生活，因此一直希望吸引香港的大学及医院，“香港揾地，很多既得利益者反对。深圳也不容易，也需要踢走既得利益。深圳会觉得找上来的东西，符合发展需要，具重要性。再短缺，也会觅出地来。”

郑国汉则认为，若说香港地价高便无法发展高科技产业，是一种误解。他形容，政府习惯跟在市场后面跑，不善于“创造优势”，以致近年才引入推动创科的政策，“如果你（政府）觉得前途就是创科，便要‘瞓身’。我们太‘锡身’，我们想要（发展），但不肯‘瞓身’。”他建议，政府可以透过土地供应，例如填海，向有利经济转型的高科技企业提供优惠地价，“问题是做不做，敢不敢做，怕不怕做不好要辞职。”

上文节录自第157期《香港01》周报（2019年4月8日）《香港需要怎样的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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