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援】制度“算死草”入医院需扣钱 　近乎无积蓄才合资格申领

彭先生右膝盖经历了第七次的手术，这次他决定听从医生建议做了固定性的关节，感染风险降低了，却意味他的行动将更为不便，需要太太照顾的时间及程度会更大。他留院约三个月，回家两星期后，除了自理能力外，担心的还有生活开支又要再缩减了。76岁的他自失去工作能力后，和太太每月靠约8,000元的综援金生活，但入院期间会扣减综援额，他说上次试过同样入院约三个月，社署扣减了约3,000元的标准金，这次有同样的心理准备。

丈夫住院的时候，彭太每日由深水埗住所到玛丽医院探望，每天车费来回约20元，每月交通开支超过600元。由于丈夫吃不惯医院的饭菜，她每天煮好饭𩠌后，早上10点过海探病，到晚上7、8点才回家。探病时间在中午及晚间各只有一小时，考虑到车费太贵，她每天坐在医院等候数个小时。

综援制度帮助他们维持基本生活，领着8,000元两个人省着用。然而，彭先生入院期间虽然不用支付医疗开支，但他们的日常开支却增加了，扣减综援金额是否合理？

社会保障制度让有需要的人不陷入无法生存的绝境，但立法会议员张超雄指出，现有制度仍无法令受助人维持合理生活。综援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基于整个社保制度的不完善，最有需要的人即使已被纳入安全网内，却不代表得到适切支援。不少受助人需要节衣缩食才能生活，制度缺乏人性化关怀，还为他们带来精神压力。社会对综援的负面标签，甚至令部分基层人士不敢争取应有的保障权利，变相制造了另一种极端生活状态。

年轻时努力工作 老来生活无保障

彭先生的膝盖关节劳损，源于中间的软骨磨蚀，影响行动能力。他从20岁起，驾驶巴士维生，直到50多岁。“以前那年代工作是多劳多得，那时为口奔驰，一个人赚钱养家，数张口靠那份工资，于是拼命工作。到后来痛得很，才知道需要更换关节。说得好听叫劳损，其实是职业病。”他说，以前开巴士比现时辛苦得多，旧型号巴士煞车时很花脚力，即使整个人站起来也未必煞得停，日积月累才会造成劳损。当年他凌晨3点开工，直到晚上8点才回家，每日做17个小时。

工作那么辛苦，却仍无法存到一笔退休金，后来更伤了韧带，被辞退后脚患才开始发作，连工伤也无法得到赔偿。在没有全民退休保障的制度下，他第一次做手术时近乎花光积蓄。“1999年至今做了七次手术，要再做我也不肯了，宁愿切了它。没办法，做了那么多次，打那些针好痛好辛苦。现时一要入医院就好怕，打那些抗生素针，会血管膨胀，全身痛到我真的想死。”

太太天天探病，既照顾他的饮食，也是他的精神支援，然而住院期间，他的综援标准金额由最高的“需要经常护理”跌至“残疾程度达100%”级别，少了近三成。彭先生年轻时也曾经为社会付出，到老了领取的社会福利却难以保障基本生活。他很感恩妻子全天候照顾，既要煮食，也要帮他更换尿片。现时他每天早上出门需要花约一小时，单是从电动床扶过轮椅便要耗费很大精力，要先调校好轮椅，太太再花很大力气扶抱。

地区支援配套差　反增社会成本

现时领取综援的人士中，有约八成是像彭先生这样的长者、健康欠佳及残疾等个案，是社会上最需要帮助的人，但他们除了获现金援助外，社区支援却不太足够。

关注综援低收入联盟（关综联）代表李芝融指，综观现时的社会保障制度，除了因标准金额太低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外，最大问题是整个系统看似有很多的选择，长者有长者生活津贴、高龄津贴（俗称生果金），残疾人士也有残疾津贴、残疾人士综援等可以申领（表一），但全部是对冲，只能领取其中一项，当中综援保障范围已经最高（表二），包含了补助金及特别津贴项目这两部分，可应付租金、基本的医疗如急症室、门诊等费用，但仍欠缺其他的配套，例如家庭支援、照顾者支援喘息服务等。彭先生也直言，以现时自己的状况，太太无法离身，不可能出去工作。

李芝融说：“我们希望政府可以做好服务配套，比如说在非办公时间做到支援照顾者，又例如长期病患者在社区生活也需要一些帮助，他们不像健康或健全人士，生活状况很多时会有突发转变，如果没有适切协助，只能跌入院舍的需求。如果社区对长者支援得好，那政府的开支约是3,000元一个月，但如果是要入住院舍的话，每月就需约1.3万元，但轮候院舍的队伍那么长，每年有数千人未轮到就已经去世了。”

他认为，若做好社区和家庭支援，相对的整体社会开支或需要的院舍空间也会减少，既然政府已掌握很多数据，包括各区长者数目、轮候院舍人数、他们的身体及家庭状况等，应该投入更多资源在地区支援。

综援制度仅重扶贫　受助人难脱困

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不止于扶贫，社联政策研究及倡议总主任黄和平指出，制度应该还要做到风险集散、维持收入及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他说，以前的制度以综援为主导，近十年政府虽引入了如长者生活津贴及在职家庭津贴等计划，不再只扶助社会上最穷的人，但和外国相比，仍是偏向以扶贫为主要目的，综援占的仍然是较大的份额，而其他项目也需要资产审查，未做到上述几个其他功能。

黄和平分析，每个人都要面对各种生活风险，可能是社会经济环境，以及个人在不同生命历程面临的年老、失业、疾病等问题，有效的社保制度旨在为每个成员提供安全感，确保个人遇到各种突如其来的困境时，仍可维持基本生活水平。

“外国有些地方有失业保险，香港是完全没有的。他们失业时仍可以有失业前约七成的收入，但香港的综援不是这样，是要你在失业后贫穷，要把钱近乎用光才会给你失业综援，概念很不同。外国的做法不会看你有多少资产，或是有没有家人供养你，他们是不管任何阶层的人，如果跌入一个预想不到的情形，都可以维持之前的生活水平。”

至于收入再分配功能，主要是借着向较富有的人抽取税收，再分配给穷人，令社会财富分配相对平均。李芝融指，政府现时的施政和理财理念不是看社会需要，而是看政府的开支比例，而且出现投放给其他阶层的开支较基层多的情况。

他以去年的财政预算案为例，“比如，如果你是业主，便可以获得一万元减免（宽免2018/19年度四季差饷，每户每季上限2,500元），普通市民最多只有4,000元，还要左扣右扣，以及有那么多的行政费，这是否好的理财方法？政府把钱放在富有的人身上，反而向贫穷弱势开刀。”他认为近日长者综援提高年龄门槛的改动也反映了这种观念。

上文节录自第149期《香港01》周报（2019年2月11日）《综援制度“算死草” 社会失调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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