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创科双城记　深港是下个全球科技集群？

回溯历史，深圳可说是改革开放最成功的经济产物，广东省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特殊的政经空间。从纯朴小镇到GDP（本地生产总值）总量可与香港匹敌的现代大都会，深圳的市场化程度和社会开放度在中国大城市中都数一数二。深圳速度依托于香港经验，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店后厂时期的师徒关系演变至今，深圳模式成为改革开放的象征。随着国家布局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中央希望港澳成为与国家发展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2018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任六年后二度考察广东，亲自主持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被视为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有特殊含义。在参与港澳纪念活动中，习近平强调港澳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节点，让我们回到深港双城这个原点，看看在国家新的发展大局中，香港的位置在哪里？一国两制将成为香港发展的优势还是束缚？

深圳几乎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诞生的城市。深圳综合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回忆，那时候选择深圳的人，都渴望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命运。人们的梦想源自于对财富的渴望。郭万达笑道，他还记得朋友一句玩笑话，“我的梦想就两个，打的不看表，买菜不砍价”“这个话是非常直白的，打的计价表跳，你的心也跟着跳。”

若把时间调到当下，我们已经熟知40岁的改革开放以及38岁的深圳（深圳经济特区于1980年8月成立）之于中国巨变的意义，GDP的增长、人口的膨胀、城市的扩张，无一不书写着一张亮眼的经济成绩单。不可否认，深圳的发展离不开香港，对于深圳而言，香港就像老师一样存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深港二者还是前店后厂关系，到2000年代深圳在互联网风潮下乘风而起，如今深圳已经成为中国创科中心的代名词，深港双城从师生关系变为合作伙伴。

尽管邓小平1992年南巡是深圳发展史重要的一笔，但当时能与香港相提并论的，还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发展为国际城市的上海。深圳真正的崛起，是从近十几年开始的。

九二南巡　吸引全国才俊奔鹏城

郭万达是在邓小平南巡后来到深圳，带着当时全中国许多青年一样的对南方的向往。他读书早，经济学博士毕业后便留在天津南开大学工作，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已经是份安稳且前景可期的工作。九二南巡后，深圳成为热潮，高校里的人才坐立不安，郭万达将当时的风潮形容为孔雀东南飞。

他回忆起十几年前在伦敦参加过讨论香港与上海的论坛，那时深圳还不是城市竞争舞台上的角色。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深圳的发展加快了。2008年金融海啸后的十年，则是另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到了加入WTO以后，从2000年到2008年，就大概这么一个八年到十年，深圳的民营企业、高科技企业这个时候是发展得很快。”在郭万达看来，此前的前店后厂时期，则是一种利用关系，“因为深圳什么都没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工业兴起，成本一上升，建起特区的深圳拥有更多便宜的土地和劳动力，吸引了数万家港资企业转移。然而进入九十年代，台湾、日本、韩国的计算机配件也在寻求低成本的生产空间，深圳的工厂就不再只是香港的工厂了。也因此，深圳奠定了自己的工业基础。

在跨入市场化经济门槛以来，民营企业一直是深圳引以为傲的资产。1987年成立的华为，在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没有引起人们太大关注，2000年后赶上互联网浪潮，才有较为显著的发展，成为电信巨头。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近年来极力走进世界，却频发争议，最新惹人关注的事件正是华为的“太子女”孟晚舟被美国指控金融欺诈，过境加拿大时被捕，而华为近年着力拓展的5G领域，也遭美国及其多个盟友以“国家安全”为名，抵制封杀。

尽管如此，以华为为代表的民企依旧是深圳的光环。郭万达熟悉华为的发展史，他认为，这家民企代表着某种深圳精神，以及深圳成长的脉络。如同这家企业并非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的科技巨头，深圳也有一个积累过程，“深圳走到今天，是建立在前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是一夜之间的变化，它有一个累计的过程，到了这个时候它的发展就更快了。”

港深师徒关系变伙伴

“刚开始可能叫前店后厂，主要是香港来支持深圳。到后来深圳不光是店厂了，深圳也有服务业，还有高科技，这个时候跟香港之间是一个互补了。前面更多的是香港转到这儿来，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2000年更多的是互补。到了移动互联网，最近这十年呢，就不完全是互补了，其实你看深圳在某些方面它已经比香港还要强了。”深圳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学生，到在某些领域已经超越香港，几乎是深圳学者们都会提到的。

深圳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布局高新产业，这也成为了深圳速度的关键。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杨晓春教授于1995年来到深圳，入职深圳规划设计院。初到深圳就碰上政府开始酝酿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她认为，虽然深圳在起步时几乎没有基础，但政府有雄心，在空间和产业规划上的设计十分大胆，“划出十几平方公里（用地），还有各种政策。这个决策使得我们在高新技术产业上，比香港早起了一步。”

尽管政府充满雄心，但在旁人看来，未来的发展还是难以想像，“那个时候刚来，我们觉得挺好，但可行性有多大，其实不是很有信心。”杨晓春回忆道。顿了几秒她又说，“是想不到（会发展成这样）。但你不觉得深圳的发展，很多时候就是想不到吗？深圳市有一帮年富力强的人在这里，敢走一些别人不敢走的路。”

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由于地缘和经济关系，深圳已经开始思考如何与香港接轨，在往后的十年里，深港关系的关键词也在于“衔接”与“合作”，而不仅仅是前店后厂的关系。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签署，以及深港两地政府的《深港两地政府合作备忘录》及相关协议，意味着两地合作的新阶段。但由于在一国两制下，两地在行政和法律体系上都有截然不同的运作方式，有研究者对此提出疑问，《香港优势》一书中提出，“一个先进的经济体系和一个在发展中的经济体系成为一体，统一的安排如何，历史上罕有先例。”

此后，深港两地在合作上的确有了更多联系。2004年左右，出现了“深港都市圈”、“深港创新圈”的说法。为了促进创新领域的合作，深圳及广东省接连出台相关政策。2006年深圳政府出台《关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决定》，旨在支持深圳企业采用委托研究和共同开发等形式，增加与香港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合作。2007年，深港政府签订《“深港创新圈”合作协议》。而在2006年的《深圳2030城市发展策略》中，则明确定位深圳是要与香港共同发展的国际都会。

尽管签订了不少协议，但两地合作在2000年代初期还是流于表面。在深圳研究者的眼里，当时香港还处于不冷不热、并不积极的态度，这与十几年前深圳还没有真正能与香港或其他大城市匹敌的经济实力有关。然而时至今日，GDP总量已经与香港不相上下的深圳，自觉能与曾经的老师平起平坐。

新兴产业成深圳增长火车头

自2001年以来，深圳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外贸出口额比重呈上升趋势，尽管在2008年有下降，但2001年的占比为近30%，近十年则基本超过50%。与此同时，加工贸易在外贸出口总额的比重则不断下降。分析深圳2016年的GDP构成，七大战略新兴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文化创意、互联网产业、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与生物产业）增值9,183.6亿人民币，占比超过40%，而四大未来产业（海洋产业、机器人产业、可穿戴设备与航空航天产业）增值则达到1,284亿人民币。

“深圳在发展的过程中，已经有了自己的产业体系，有了自己的可增长的动力，也有了一个全球的坐标，所以深圳的坐标体系已经是全球的这些城市了。”郭万达以无人机企业大疆为例，这间深圳代表性民企的研究起源是在香港，但制造和创新则落地深圳，他认为今日提出让香港和深圳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中心，应该是更高层次的合作，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如今应面向着“双转型”前进——香港与深圳的合作，再加上一、二个制造业城市，通过“金融+科技”双转型，由单一大城市向大都市群转型。面对深圳科技产业的崛起，公众一度认为香港在发展创科上几乎没有优势，近年来内地甚至渐有唱衰香港的声音，但郭万达却认为，应该重新认识香港成为国家创科中心的优势，“深圳有人说，香港有什么？香港没什么啊。（但其实他们）包括对香港的大学，很多人都没认识。”

郭万达指出香港的大学科研能力、创新及科技局、科学园等，显示出香港具有强劲的科研能力，加上自由贸易港、法治、单独关税区等优势，均是让香港可与深圳成为全球科技集群的有利条件。“前海你再怎么发展，也不是一个离岸中心，始终是一个在岸中心，替代不了香港，这都是对香港的优势的认识。”

根据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WIPO），全球“最佳科技集群”排名中，“深圳－香港”地区的排名仅次于日本“东京－横滨”，为全球第二。郭万达多次将香港－深圳与三藩市湾区对比，他认为香港和深圳就像三藩市和圣荷西（San Jose），前者是传统上的金融中心，后者是创新和研发中心。

港宜主动参与大湾区规划

深圳的研究者们强调两座城市的关系是合作，而非“同城化”，后者牵涉了现在令大家都感到敏感的一国两制的问题。深圳综合发展研究院港澳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张玉阁认为，大湾区不会对一国两制形成实质性的改变，“我们更多讲合作，讲将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张玉阁说，“你不要老担心被规划，你就保持香港的独立性，但内地的规划一旦实施，外在因素对你肯定会有影响。与其担心、自我保护封闭起来，（更应）要主动使规划朝对你有利的方向发展，能提出自己合理的诉求，这才是规划。”

郭万达则认为一国两制反而是大湾区独一无二的特点，“它是有难度。我仍然喜欢用比喻的方式，这两个人很不一样，性格也不一样，可能家庭背景也不一样。这两个人想法，完全一样可能就没有吸引力，保持不一样，大家还能相处得很好，这不就是艺术吗？也是它的魅力。”

2018年8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提及多项便利港澳居民的措施，包括在内地创业就业、降低通讯漫游费等。张玉阁对此解读为，是中央看重港澳居民的表现，旨在促进民心回归、让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分享国家发展红利。郭万达亦表示，近年因为政治社会的问题，国家认同感变得更为重要。“今天看大湾区，是要港澳融入国家大局，国家在发展，成果分享和你很有关联，你空间小，怎么样给你一个更大空间？”于是便利港澳居民，增加国家认同，缓解社会矛盾，成为大湾区建设中很重要的目标。事实上，2009年公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就是要将包括港澳在内的大珠江三角洲打造为优质生活圈，那时候已经有生活城市群的概念，但这个阶段牵头的是广东省、香港和澳门三地政府，进入大湾区时代，郭万达强调这不是单纯的珠三角规划升级版，大湾区的重点在湾区。

“现在令大家憧憬的是怎么做大湾区，怎么打造建设一个像矽谷一样的湾区。”郭万达认为深港双城的关系有这么一个脉络，Two Cities-Twin Cities-Metropolitan Citis，“以前不要去想，现在有这个基础了，时间也不一样了。”

上文刊载于第142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2月17日）《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深港是下个全球科技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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