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面对国家规划、深圳超前竞争 香港该何去何从？
全球最大的流动支付市场、腾讯及阿里巴巴位列全球十大市值公司榜……昔日贫穷落后的中国，凭着四十年前改革开放，先是变身为世界工厂，继而成为人工智能及5G通讯等尖端技术发达的科技大国。上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变奏，香港把握机会而上，当改革开放仍处于进行式，再加上一带一路、大湾区等国家规划战略，与此同时面对着深圳的迎头赶上，何处才是香港的舞台？
“当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是开放了一小部分。对今天而言，那些部分已不是最重要的，因为那些问题中国已经克服了。”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客座教授宋恩荣说。自改革开放以来，不少欧美及本港企业将部分生产工序迁至内地，香港与珠三角建立前店后厂模式，相信这些说法港人并不陌生。香港为内地引进市场、管理等先进经验，并开启全球资本往中国投资及经商的大门，香港在改革开放前期的投资及转口角色是毋庸置疑的。
而宋恩荣口中所指的“一小部分”是指内地制造业，因为前店后厂只限于制造业加工后出口赚取外汇，当年中国没有对外投资，只有不断的吸引外资——容许出口、开放国内旅游等赚取外汇，同时实施外汇管制，封闭入口、对外投资及出外旅游等，即“有入无出”。宋恩荣形容：“当时内地没有对外投资，香港自然不会成为中国企业对外出走的平台。即使香港是国际金融及贸易等多功能枢纽，但在此事上也毫无用处。”时移世易，当国内劳动密集程度已成全球首屈一指，中国透过《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积极开放服务业，宋恩荣认为当中国比往日开放得更全方位及更多领域，香港的重要性只会有增无减。
两年前，宋恩荣在《一国两制下的经济融合，香港的利益、代价与应对》一文提出，香港作为高度发展的经济体，中港的经济融合有三种明显的不对称特征，体现于发展程度、经济体积及开放程度三方面，而随着改革开放，上述的不对称日渐缩少，两地之间的融合很快由“垂直融合”转为“水平融合”，即由发展与发展中地区的融合演变为发达地区间的融合，两年后他的想法仍没有动摇。中国能有如此高速发展，不少人也始料不及，在1978年前，实行计划经济的经济体，例如前苏联、东欧、越南等拥有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而当时中国亦未市场化。时至八十年代末，计划经济国家陆续走向市场化，而中国选择干预与开放市场的中间道路，走出计划经济的樊笼，逐步建立双轨并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宋恩荣指，即使计划经济国家纷纷走上市场化道路，但各国经济发展程度，远远不及中国，有的甚至出现经济倒退的窘局，“今天中国的开放已较当时全面，如果中国经济要走上一个更发达的水平，需要做的还有很多，现时制造业的发展已不成问题，反观服务业及金融业是中国需要克服的瓶颈，而这两者正正是香港的优势。”
中国自2013年起陆续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当中包括上海、广东、重庆等地，期望就自贸试验区不同的发展需要，提供相应政策支援及加强开放，营造优良投资环境及推动金融创新服务等实体经济。
深化改革须借助港国际标准
邻近香港的的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占地116.2平方公里，主要由广州南沙新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和珠海横琴新区三个部分组成，各有不同的重点发展如商务金融服务、高端制造及信息服务等，期望成为投资便利及高法制规范标准的自贸区。宋恩荣认为，自贸区主要开放服务业及金融业，目的是与香港服务业市场标准无缝衔接，从而加速服务业开放，如能在自贸区范围内成功测试，便可推动全国标准，“如果中国加速改革开放，香港的重要性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因为香港是全中国唯一地方达到国际标准，无论是服务业的开放、对外商的公平对待，还是管理外商的规则，都是按最先进的国际标准去做。”
宋恩荣说，即使中美爆发贸易战，但由于中国工资成本不断上涨，不少企业数年前便将电子产品组装等劳动密集的工序移至越南、柬埔寨及印度等地，“此转移一直发生，香港作为亚太区服务业枢纽扮演重要角色，因为出入口、接单、金融等等整个跨国生产链的管理都是在香港进行。”香港向上述国家的整体出口货值较数年前录得显著升幅，印度更成为香港第三大出口市场。宋恩荣估计是因香港出口了许多内地生产的零部件到国外组装所致。据贸易发展局资料，2016年内地对香港的直接投资存量达7,807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57.5%；另外截至去年底，中国来自香港的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为10,082亿美元，占53.2%，反映香港是内地对外投资及吸纳外资的主要地区，在在显示香港不论是作为金融中心还是贸易物流中心，在中国对外经济战略中担当举足轻重角色。
港深关系的新台阶
中国社会科学院具指标性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自2003年起推出以来，香港在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连续12年居冠，直至2015年始被深圳超越，连续四年屈居次席。课题组指出，内地急速发展改变了香港与内地原有的竞合关系，建议香港亟须思考产业转型。参考去年数字，香港生产总值为2.66万亿港元，深圳则为2.24万亿元人民币，折算汇率后约为2.68亿港元，首次超越香港。香港与深圳基于地缘因素令两地在改革开放时接触频繁，而深圳发展步伐急遽，廿多年前已不欢迎劳动密集、低增值的加工行业，改为对发展高增值的科技业趋之若鹜，反观香港产业转型步伐缓慢，加上科技创新不足，令东方之珠渐渐失色。
宋恩荣指出，两地多年的竞争关系，早在计划兴建港珠澳大桥时表露无遗，以往如从香港往返珠江西岸，虎门大桥是唯一陆路途径。港珠澳大桥于八十年代便由合和实业创办人胡应湘及珠海市政府提出，以期加强珠三角城市的联系，几番讨论后得出同时珠海、澳门及香港的“单Y方案”，惟深圳提出同时接驳深圳的“双Y”走线，以免削弱深圳的地位。几经角力后港府终说服中央，国家交通部于2004年敲定大桥采用“单Y”安排。宋恩荣形容，尽管竞争在所难免，两地仍存有不少合作空间，尤其是在创科层面，香港的基本研究可与深圳的应用研究互相合作，一同发展创科中心。
政治偏见碍港迎新机
国家主席习近平于上月接见庆祝国家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港澳代表团时赞扬港澳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角色，他说：“在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港澳所处的地位是独特的，港澳同胞所作出的贡献是重大的，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四十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香港既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是受益者也是贡献者。
香港应好好总结过往四十年与内地沟通及协作的经验，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只是经验恐怕难再复制。三十多年前，区域经济发展整合很大程度是倚靠本港企业到国内设厂投资换取回来，因为对实际的企业而言，永远也是利益为先，自然对商机趋之若鹜，所以过往珠三角经济的急速发展及本港的经济转型，主要靠个体的经济行为闯出来；惟当香港投入大湾区政策，并不再如过往那么简单，大湾区的区域发展项目是讲求整个行业或产业链的建立，这视乎政府能否在大湾区为行业发掘空间及机会，为本港带来不同面向的利益例如就业，因此如何解读香港未来的经济角色变得尤其重要。今年8月由国务院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宋恩荣认为比起往日的“case by case（个案式）”，这恒常的机制能提供框架调节各方的利益，始终香港与深圳有竞争也有合作，两地利益未必完全相同。
时任特首曾荫权于2007年的《施政报告》提出，计划与深圳共同开发河套地区，并列为香港十大基建项目之一，可惜河套发展只闻楼梯响，最大的障碍在于项目涉及港深的地权问题。经中央多番协调后才由业权归深圳及管理权归香港的二分局面变为全属香港。河套土地自回归起闲置近二十年，才于上年港深两地政府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发展港深创新科技园。这个迟来的协议反映了两地的竞争关系，而且双方合作时也有大量利益需要摆平。
只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十多年前的争论主要基于两地利益及竞争，今天的争论却是香港政治问题居多。宋恩荣认为，香港调整经济角色并不容易，社会风气及政治偏见是阻力所在：不仅是部分年轻一代开放态度不如上一代，而且在目前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中，任何有关两地交流的提议，都会演变成捕风捉影的指控：“现时由民间组织与内地合作会较为容易，去到政府立法会凡事也得个‘苦’字，什么也被政治化变成阴谋。如果一带一路要香港商人捐钱、学校安排学生暑假到内地腾讯及华为做实习，商会、大学、民间组织（推行）统统不是问题，因为不是政府，如果教育局（推行）便就是阴谋。”他无奈说，政治偏见的心魔才是香港发展最大的障碍。
上文刊载于第142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2月17日）《面向国家规划战略 应对深圳超前竞争 改革开放下的香港不惑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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