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与港人有关的十个改革开放名词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四十年来，中国经济起飞，从“一穷二白”变得基本富足，内地与香港两地随着经济和人员往来，以及一些政治事件，关系也起了深刻变化。对于香港人而言，改革开放可谓“似近还远”──熟悉得来又有点陌生。《香港01》尝试以十个与港人深有关连名词、事件或现象，解读改革开放四十年。
一. 深圳速度
经济特区是内地对外政策的窗口，当中尤以深圳的“成就”最为显著，其生产总值（GDP）于2017年首次超越香港，彰显改革开放的成功。
三十多年前，深圳依靠国家特殊政策，港商投资设厂，经济起步；近十年经济飞跃，特别在创科、高科技发展的投入，已赶及英美发达国家。如今，香港高铁和港珠澳大桥的开通，令到香港与深圳的联系更加紧密。从一个小渔村摇身一变成为世界级大城市，深圳的发展被形容为“深圳速度”，港人为之感慨的同时，其实也该为香港的处境感到担忧。
毫无疑问，深圳是改革开放的象征性标志，无论是邓小平南巡，还是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时刻南巡，深圳都是个中焦点。从一个小农村摇身一变成为世界级大城市的“深圳速度”，其实也是“中国速度”的缩影──高铁、基建、包括华为中兴等企业进行网络通信建设的速度，都是可以印证的案例。
“深圳速度”背后，是中国人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实践。人们相信，只要有足够努力，就能够通过自己双手得到更好的生活。这一点，老一辈的港人相信也有印象——香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时，港人也有着这股昂扬向上的“气势”，形容为“香港精神”。而所谓的“美国梦”也相类似──已发展国家或地区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社会都是昂扬向上的。
从这个角度看，不难理解“中国梦”、改革开放、深圳速度对中国的意义。深圳速度的背后是，“通过努力得到更好的生活”的核心，这是香港曾经拥有但是似乎已经失落，应该找回的精神动力。
二. 白天鹅宾馆
改革开放之初，内地对酒店宾馆需求庞大，霍英东家族先后投资兴建中山温泉宾馆和广州白天鹅宾馆，示范现代化酒店管理模式，为内地培训首批酒店业人才，影响深远；土地方面，得益于香港一群有志之士，将香港房地产制度带入内地，1988年上海首次土地拍卖的中英文版标书，就是由香港专业人士撰写，深圳及上海的土地使用和管理制度，亦是向香港取经，从此改写了内地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白天鹅宾馆”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座酒店，而是香港乃至西方的管理与制度。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初期，大陆学习香港制度是毋庸置疑的。这个话题背后的一大实质情况是，大陆学习香港进行房地产的商品化，彻底地改变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
这个话题在国内一直以来都诸多讨论。这背后还有一个历史维度，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是如何从香港、新加坡等地学习，获取改革开放经验，在产业发展、土地制度、社会治理、政治制度等等方面，以“学习—模仿—创新”的路径，将西方的技术和理念再结合中国本土文化，一步步构成了中国经验又或者“中国模式”，构成“改革开放”的实质含义。
三. 港商北上
内地的改革开放，港人“敢为天下先”。邓小平1978年底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后翌年，美心集团“太子女”伍淑清便在北京开办了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经营航空食品。敢于“拓荒”的还有工程师出身的合和实业主席胡应湘，胡应湘投资兴建广珠深高速公路、电厂、口岸联检大楼，带动珠三角的经济发展。香港众多改革先行者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放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时间里，港商绝对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而其“北上”的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香港扮演领导者角色，那个时候的港商在一定程度上带领了国家经济的增长，包括在内地投资建厂，一些扶贫的措施以及带领国家的产品走向世界等，香港在其中担当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第二个阶段是香港回归以后，随着国家的进步，内地市场的逐步开放，制度的健全，内地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逐步壮大起来。那个时候港商跟内地的关系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种合作的关系。香港去内地投资，不再局限于工业，房地产、金融以及教育医疗都有，同时内地也来香港投资。
第三个阶段始于回归后十年，随着内地经济一步一步爬升，国家实力一天天的强大，变成了香港开始要配合国家的发展，即是由主导变成了配合。
第四个阶段中国成为世界经济领军人物，中国的车“开得很快”，“载客量”也多，全世界都希望搭上这趟车。中国的经济壮大，虽然香港的贡献在其中的比例降低了，但是所占的量还是很大的，并且向高增值方向发展，这是对香港有利的。
不过，现在香港人面临着一定的危机。未来内地的企业、外国的企业进来香港，可能会取代香港人在香港的领导地位，香港的商人、金融界以及香港的年轻人，如果不努力创新，不发奋图强，不利用有利的平台来更进一步发展，那么地位很可能会被取代。所以香港亟需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等发展机遇，考虑应该怎样发挥自身优势，而不是被一些意识形态束缚住手脚，错失发展机遇。“港商北上”的励志故事，应该让港人自信，并坚定地认为自身地位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毕竟香港自身的经营环境也好，体系也好，仍然是一个非常理想的金融贸易中心。
四. 世界工厂
随着生产成本急增，八十年代本港制造业逐渐式微，当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受惠于人口红利及廉价土地资源，不少港商带着资金和技术到内地寻找机遇，揭开珠三角地区逐步成为“世界工厂”的序幕。
比如，龙昌集团总经理梁钟铭把玩具加工工序搬到东莞，由来料加工、贴牌加工起家，建立自己的品牌；飞达帽业集团主席颜宝铃，八十年代到深圳开设帽厂，面对近年人口红利消失、成本上涨等环境，她跟随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策略出走孟加拉，为面临寒冬的制造业寻找生存空间。
“世界工厂”说法的背后，是中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把握世界发展的机遇，承接当时来自包括香港、台湾在内很多西方世界的制造业，也是中国崛起的发动器之一。不过，了解“世界工厂”的同时，也要认清几个真相：
“世界工厂”带来了“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中国通过制造业实现了改革开放，实现了与世界的对接。这个词汇昔日曾被认为是质量不佳、山寨（翻版）的代名词。但时至今日，中国制造已经摆脱这种观感。“世界工厂”的概念已经改变。中国现今进行产业结构转型、腾笼换鸟、东部产业向西部转移等，世界工厂也在完成结构升级。一方面传统制造业向西部转移，一方面“世界工厂”也不仅仅是传统制造业，高铁、基建、无人机、以华为为代表的通信领域，中国正在成为新的世界工厂的代表。“一带一路”和“世界工厂”两个概念正在打通。“世界工厂”已不限於单一国家，而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合作下，产品可以跨地域、跨国家的生产、对接。
五. 《中英联合声明》
1984年签订的《中英联合声明》作为一个历史文件，谈及“五十年不变”的“一国两制”的体制，确定中国1997年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但随着“六四事件”的发生，逐渐磨灭“民主回归”的可能性。本应跟经济开放同步进行的对内改革并没有实现，上一代真正的“港人民主治港梦”破灭。
谈论《中英联合声明》必先要考虑到几点。首先，这已是一份“历史文件”，在当年反映中英两国的共识和承诺，但其效力在香港回归后已被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取代，“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才是中港当今的“最大公约数”。对于今天来说，在学术和历史层面探讨《中英联合声明》是必要的，但认知和思维不能停留于《中英联合声明》的内容上。
其次，要看到今天香港政治体制的民主成分虽不健全，但并非毫无发展。放眼世界，民主发展历来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因为现在香港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民主，就全盘否定已有的民主成分。香港民主发展应该依存现有政治现实，只有中港关系更和睦和互信，只有“一国”更牢固，“两制”和香港民主才能得到更大发展。
六. 六四事件
“六四事件”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就像是一个当初处理不当留下的陈年伤口，也是压在很多知识份子和“六四”遇难者、受害者家属心上的一块巨石。“六四”是个悲剧，它的发生具有复杂特殊的时代原因，不能简单归咎于具体个人。
29年前，中共为“六四事件”的定性是“反革命暴乱”，之后一路降低到“政治风波”，但事实上同时包含着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学生反腐反官倒社会运动以及社会上小部分人借学生运动而制造的打砸抢事件，第一种是中共党内不同观点之间的政治斗争，第二种是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第三种是刑事罪行。这三种情况长期都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搅合在一起，妨碍着中共对“六四”的理性认知。
对于香港人而言，“六四”也是无法磨灭的一道伤痕。香港人当年参与“六四”，在之后的29年，每到这一天都要纪念。年复一年的坚持，使之成为“香港人”身份认同的重要环节，也成为不同世代港人看待自己与国家关系，以至所谓中港隔阂的争议点。
在看待“六四”时有两个层面，其一是评价“六四”。“六四”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悲剧，是中共必须直面的历史教训，对于“六四”的认知，必须置入改革开放的宏大历史背景下审视，既要看到“六四”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弯路和挫折，不能因为“六四”而否定改革开放，又不能因为改革开放的成绩而回避“六四”。
正如否定“文化大革命”并没有改变毛泽东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重新评价“六四”学生运动也泯灭不了邓小平对中国的伟大贡献，他依然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有了改革开放，而且仍积极推进更多提升民众幸福的改革，中共也不会因为重新评价“六四”而有损其执政地位。
在“六四”问题上，中共不能指望时间可以淡化一切，或者用国家经济的发展成就让所有人闭嘴，含含糊糊就能将历史敷衍过去。要重新评价“六四”，打开世人心结，才能让改革开放轻装上阵。
其二，港人应该看到“六四”时老一辈港人的国家情怀，看到中港的联结，看到纪念“六四”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香港人纪念“六四”，就是不断巩固自己的身份认识，希望透过给历史事件一个说法，令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更上一层楼。
“六四”不仅是今天与昨天的历史联系，也是香港与内地的民族感情联系，斩断这个联系，就是割断香港人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心理的认同。然而，香港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香港的历史就是中国历史的一种写照，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现实。身份认同不能没有历史基础，如果连这样基本的认知也没有，又如何能够改变社会，促进社会进步？
七. “山寨”
改革开放之初，廉价劳动力大大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但由于早年工业基础薄弱、资源匮乏，部分国产品牌货品建基于模仿、抄袭之上，甚至有人形容“山寨”是中国经济成长的土壤，一些港人想到内地品牌，也难免会联想到“山寨”。
位于深圳的华强北，售卖各类型廉价电子零件，就曾是“山寨手机”集散地。不过，“山寨”货品的出现，亦满足部分消费力低的基层诉求。近年，具影响力的中国手机、电商开始着重创新，建立起不少知名品牌，正如市场调查数据显示，华为今年第二季的手机出货量超越苹果，成为仅次于三星的全球第二大手机制造商。中国制造业正在努力，期望能摆脱长久以来予人的“山寨”形象，提升为“制造强国”。
对于后发经济体来说，学习模仿是一个必然要经历的过程，正如日本的光学技术也曾向德国偷师借镜，其中出现“山寨”在所难免。尽管“山寨”并不妥当，客观而论不是好的表现，却是后发过程难以避免的现象。
当然，从一个经济体的长远发展来看，“山寨”只能是个过渡，模仿和抄袭不能得到永远的成功，而是要有自主创新能力，要有品牌意识和知识产权观念，要不断实现经济转型，完成产业升级，提高产业的技术含量，由制造大国变为制造强国。今天中国正在充满挑战地走这条路，这条路并不容易，但从华为的例子看来，明显地已走上正轨。
八. “强国”
中国目前已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在国际间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但除了经济实力，遽升的国际地位上还须靠形象和软实力。而在香港，中国就有另外一个名称──强国。它是内地与香港的矛盾时代，于香港流行的网络语言。
“强国”一词有三个概念，第一是“强大的国家”，第二是“强权国家”，第三个是反语式暗讽“外强中干”，第二和第三个概念都是一个明褒实贬的意思。近年来一系列关于社会政策、政治打压、大型基建等问题，深化中港的矛盾，香港（也包括台湾）在谈论这个词语时，普遍是后两个含义。
对于这种称呼，可能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这是中国逐渐强大的必然，如同一个瘦弱的人逐渐变强，外界对他的感受，尤其是曾经比他更富有强壮的人，在面对他的时候不得已有种“落差心态”，不论香港、台湾、西方皆是如此，不想认同它的强大，希望继续保持优越感。
坦率地说，香港台湾都要适应这种落差，或者接受这种落差、这种变化。另一方面，大陆也要考虑，的确在一些问题上，有一些“强人所难”的情况出现。在国家强大的过程中，要将港台与西方分别对待，可能要考虑避免某些不必要的“强人所难”。而“强国”背后是伴随国家崛起过程中出现的极端思潮、极端的民粹主义，这尤其需要警惕。
九. 文化“入侵”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适逢香港影视文化起飞，“浪奔浪流”流到中国大陆。在影视呈现蓬勃的八十年代，香港电影也成为内地电影发展的楷模，另外还有娱乐及饮食等“港式文化”席卷中国内地。但时移世易，中国影视文化现在反过来“攻港”，如今香港年轻一代亦热中于去深圳喝“喜茶”、吃“探鱼”，看内地综艺节目，玩抖音APP，两地的文化交流看似更加紧密。
其实用“入侵”形容，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香港文化说到底也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无所谓入侵不入侵。不过，“港式文化”从繁荣到衰落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这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香港自身地位和经济情况变化。
再看内地，虽然执政层不断呼吁的“文化自信”被很多自由派认为是间接证明文化还不够自信，所谓“缺什么喊什么”，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内地影视文化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时间里发展迅速。
就最近几年来说，一系列宫斗剧在香港掀起一阵观影热潮，人们津津乐道于《甄嬛传》、《延禧攻略》、《如懿传》等，而一些反映社会现实题材的影视作品，比如《人民的名义》、《我不是药神》等也是好评如潮。这些“变化”值得港人正视，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潜移默化弥合内地与香港的隔阂，增强港人的文化认同，进而增进“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十. 习核心
对于习近平权力核心时代，很多人会因为一连串现象和事件给出一个判断，例如核心确立之前担任众多小组的组长，集众多权力于一身，还有核心确立之后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都被不少舆论认为是在“开倒车”。不过放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时间节点来理解“习近平的权力核心时代”，如果只是聚焦在其如何集中权力，并单向度地推导出他就是要大权独揽走回头路，则不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为什么这么说？首先需要认识到从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到今天，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之间的“起承转合”，所起者，毫无疑问是邓，所承者是江泽民与胡锦涛，如今习近平的治国蓝图中既让人看到转，也看到合。习近平的强势有其时代背景，在中共十八大之前，“政令不出中南海”以及“九龙治水，一盘散沙”超乎想像，要想收拾烂摊子，就必须进行刮骨疗毒式的拨乱反正，在中国政治现实下，这以权力的集中为前提。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改革开放以来几代中国领导是一场接力，到习近平这一棒如果没有突出表现，改革开放极有可能成为“烂尾工程”，而一旦“烂尾”，改革开放的光环将立刻消失，人们将不会因为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财富而记住邓，反而改革开放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会反噬掉改革开放的正当性，也反噬掉邓的英名。
如何才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好的纪念？比起高唱赞歌、大加褒奖，更关键的正是让改革开放不“烂尾”，继而带领中国进入到下一个发展周期。中共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举办了一个大型展览，由于展场的领导人事迹看板里习近平占了大部分，舆论想当然认为邓小平的地位被“弱化”、“降格”。其实，邓小平之于改革开放的意义和作用，是任何人都无法降格和弱化的。由此观之，习近平参观展览时强调，只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一定会迎来更美好的明天，背后的逻辑在于，如同邓小平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告别毛泽东时代一样，习近平也正在试图通过总结一些带有共性和规律性的问题，来告别邓小平时代，进而真正开启一个新时代。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不单内地民众生活起巨变，香港各方面发展，同样受到深远影响。
上文节录自第142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2月17日）《在香港看改革开放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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