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黄背心运动】社会问题重回政治中心
编按：法国记者Nicolas Truong专访历史学家Gérard Noiriel，评论近期的“黄背心运动”，文章原载于11月27日法国《世界报》（Le Monde），《HK01》经授权翻译转载。Gérard Noiriel是法国高等社科研究院（EHESS）教授，主要研究法国移民史、种族主义问题、劳工阶级史、历史认知论等，近著《一部法国民众史：从百年战争到今日》（Une histoire populaire de la France. De la guerre de Cent Ans à nos jours）于今年8月出版。
1. 若将“黄背心”（Gilets Jaunes）运动放在你新书所研究的人民斗争中来看，它有何独特创新之处？
在这本书中，我尝试指出，如果我们只看直接参与运动的人，我们就无法理解人民斗争的整体事实。一场民众运动是一种“社会关系”，必然会牵涉一大群不同的角色。我们要考虑到“发起运动的人”、“协调行动的人”、“渐渐成为代表同伴发言的人”，还有那些“专门解读冲突的评论家”的多种角色。换句话说，要真正理解“黄背心”运动的一连串经过，我们要考虑到这一串链子上的每个端点。
我先就最末端的“评论家”的角色说几句。这场社会冲突出于基层，脱离了以往为公民诉求发声的组织，因此，就有特别多被我称之为“公共话语专业人士”（professionnels de la parole publique）的评论家发表意见。这场集体运动性质新颖，使这些评论家只能把这件“未解之事”以“已解之事”来解读，因此我们就见到很多人以历史事件来做比较。
保守派人士，像Eric Zemmour（记者兼作家，以宣扬带极右色彩的政治主张闻名），在“黄背心”运动身上看到了新的“农民暴动”（jacquerie）。那些早在抗争中退下火线的人，如Daniel Cohn-Bendit（1968年法国学运领袖之一），就批评运动是一种“布热德主义”（Poujadisme）（上世纪五十年代反对国会政治、以维护商贩及手工艺业者权益为主的运动）。
在光谱的另一边，那些强调自己是平民出身，以“社会运动理所当然的代言人”自居的人，像Michel Onfray或Jean-Claude Michéa这些哲学家，就据“黄背心”为己用，去助长他们对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及高等师范学院（Normale Sup）的一贯抨击。因此，“黄背心”就变成了无套裤者（sans-culottes）（对法国大革命时期起义平民的称呼，因为他们穿长裤，不穿贵族专属的套裤）及巴黎公社成员（communards）的光荣继承人，继续英勇对抗各式各样的压迫者。
2. 将“黄背心”运动与“农民暴动”或“布热德主义”比较，是否恰当？
事实上，这些历史参照都站不住脚。比如说，将“黄背心”与“农民暴动”相提并论，一方面是“时代错配”，另一方面更是“侮辱”。第一场说得上是“农民暴动”的大型社会运动发生在十四世纪。当时，法兰西岛（Ile-de-France，即巴黎地区）农民起来反抗领主。多个世纪以来对这些人民起义的偏见，主要来自当时权势人士的历史学家Jean Froissart。他于1360年代起写下相关论述，并在著名的《大事纪》（Chroniques）发表：“这些聚集起来的恶人，没领袖，没甲胄，他们抢掠、焚毁一切，毫无怜悯、仁慈，只顾杀戮，像狂犬一般。”
“农民暴动”（Jacquerie）一词的由来，就是源于当时的精英份子将农民们都戏谑为“Jacque”（大概是因为“Jacque”是一个很常见的普通名字），这是一个轻蔑的用词，现在也有“faire le Jacques”（像笨拙农民般行事）这样的俗语。
然而，1358年的大型农民暴动与今日的社会抗争毫无关系。前者的背景是百年战争与黑死病，催生贫民在饿死边缘的绝望爆发。当时的社会运动都只限于本地，不能扩散全国，因为这些闹事者只能靠口耳相传去互相沟通。
“黄背心”真正新颖之处，在於其一触即发的自发全国性动员。这场抗议运动在全法国（包括海外领地）同时展开，然而在各地的规模都不大。总体上，11月17日的运动，只集结不足30万人，这个数字与其他群众示威相比，并不算高。不过，这却是由遍布全国各个角落、由数千个小组织拼合而成的数字。
3. 那我们要如何解释，一场基层自发运动，何以能在没有政党、工会支持下，扩散至全国？
大家一直强调社交媒体的角色。无可否认，它们对运动的发起甚为重要。Facebook、Twitter与智能手机可发送即时讯息，逐渐取代如传单及观点性报章等的书面联系方式，而后者则是长久以来抗争组织用以整合集体运动的主要途径。讯息交流的“即时性”，部分取代了以往面对面交流时代下的“自发性”。
不过，单是社交媒体本身，绝不能使“黄背心”运动达到如此规模。11月17日与24日的示威行动日，一开始就得到新闻频道连续追踪报道，一分钟接一分钟地直播。11月24日周六早上，香榭丽舍大道上的记者，就比“黄背心”人数还要多。如果我们拿年初铁路工人抗议运动作比较，就能立即发现其中差别。当时的罢工活动绝对没有获如此连续追踪报道的待遇，而且电视观众也受媒体上愤怒乘客攻击罢工者的言论感染。相反，这个秋天，我们却少有听到驾驶者对于封路人群的愤怒。
我认为，“黄背心”运动或许与马克龙被选上总统的方式相近，后者同样是出乎意料，亦无传统政党支持。这可算是我们刚进入的“新民主时代”下的两副写照，Bernard Manin在其《代议制政府的原则》（Principe du gouvernement représentatif）中，就称此为“出于公众的民主”（démocratie du public）。正如选民按当下政治人物的主张作决定一样──而且愈来愈少人会忠于某一个政党──今日的社会运动，都依着一个具体的世局或时事而爆发。未来回头再看，我们或许会察觉到，政党与工会的时代，只对应于历史洪流中一段有限的时期，那只是一个人们只能靠书面方式作远距离沟通的时代。
4. 11月24日的参与人数比17日低，然而运动却更为激进，从“黄背心”民众意图往爱丽舍宫集会可见。一些观察者将此比作1934年2月6日的示威民众，当时民众亦是透过向爱丽舍宫进发，从而撼动整个共和国。这种类比有道理吗？
从历史层面来说，这种类比同样站不住脚。1930年代的法国远比今日暴力得太多了。1934年2月6日的示威民众极有组织，受到右翼政党支持之余，又有退伍军人组织及极右联盟领导，其中的“火十字团”（les Croix de feu）更以准军事化的方式运作。他们目标明确，就是要推翻共和国。当时对这场示威的镇压酿成100死，近千人受伤。在2月9日，左翼发动反示威游行，也造成9人丧生。反观“黄背心”的示威日，虽然确有不少受害者，不过他们并非为警方射击所伤，而是因堵路者与被堵者的冲突意外而受害。
5. 不过，我们今日不是也见到作为1930年代标志的对“议会政治”的否定吗？
民众对“议会政治”的蔑视和挑战，一直是当代历史的常态。“黄背心”存心避开所有“政治骑劫”（récupération politique），可说是对“公民身份”主流观念的一贯批判之延伸。资产阶级一直推崇“权力委予”：“投票给我们，由我们打理一切”。然而，早在法国大革命之始，无套裤者（参与革命的平民）就已经拒绝这种对人民的夺权，而高举以“直接行动”为基础的“公民身份”民众观念。
互联网推进的新科技所带来的其中一个结果，就是它使“公民直接行动”更加便捷，重新激活了这种公民身份的实践。堵路的“黄背心”民众，在拒绝任何形式的“政治骑劫”下，依稀延续了1792至1794年的无套裤者、1848年2月的公民战士（按：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推翻路易腓力的七月王朝）、1870至1871年的公社成员，以及美好年代（Belle Epoque，即19世纪末至一战前）的无政府──工会主义者等民众所作的种种斗争。
当这种公民身份的群众实践成长之时，我们就会看到，那些原本注定埋没在社会阴暗处的人出现在公共场域中，变成运动的代言人。在“黄背心”运动之中，最惊人的是这些发言人身世各异，尤其是女性甚多，而此前的发言人角色则经常只预留给男性担当。
今日这些群众领袖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在镜头前表达自己，其实是一种“双层民主化”的结果：教育水平提高，以及影音沟通技术对社会各个阶层的全面渗透。不过，今日的精英阶层却完全否定民众的这种能力，愈发加重了人民心中深感被蔑视的心理。即使有20%的就业人口皆是工人阶级，在今日的议会当中，他们却连一个代表也没有。要理解何以人民会以如此规模否定“政客政治”（la politique politicienne），我们必须记住此等大范围的歧视现状。
6. 如果新闻频道的连续追踪报道，对运动发展扮演了如此重大的角色，那该如何解释“黄背心”民众袭击记者的事件？
我认为，政客与记者投身以表现为人民真正代表的抗争已成过去，如今我们正在见证抗争的新阶段。媒体不断传播示威者坚称拒绝为工会、政党骑劫的言论，其实是想追逐媒体自身的斗争，想除去这些中介组织（按：指工会、政党），而并取而代之成为人民运动的合法代言人。11月17日有记者在游行出发前，公开为一位“黄背心”背书，正好显出这种策略；新闻台连续不断地将这场社会抗争表现得像一场“闻所未闻、属于沉默大多数的运动”，也确证了这个策略。
然而，11月24日的示威却将新媒体矛盾之处展露无遗。对于媒体管理层来说，“民众”是“观众”的同义词。他们对于“黄背心”的支持让其收视率爆炸性急升。为了留住观众，新闻台的连续追踪报道，就必须不断展现出戏剧性的场面，因此记者们才会如此优先处理突发及暴力事件。
如今，暴力闹事者、媒体及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客观的联盟关系，这个联盟能透过突显示威民众的“可耻”行为（正如24日示威后共和国总统口中所言），从而破坏运动的形象。正因如此，虽然暴力闹事者为数甚少，他们却长期成为电视新闻报道的主角，“黄背心”亦因而感到被一开始曾经支持他们的媒体所背叛。虽然袭击记者绝对不能容忍，但这却是某些报道事件的记者何以会受袭的深层原因。正如我们所见，民众对政客的蔑视和挑战，同样地蔓延到记者身上。
7. 那些认定“黄背心”运动是“布热德主义”的人，不断强调示威者的中心诉求：拒绝接受新增的“燃油税”。而“反税收”的面向早出现在由布热德（Pierre Poujade）在1950年代主导的运动中。
这里也是，我认为我们应该将“黄背心”运动放在长期历史中观察，才能了解。在法国民众运动史上，“反税收”抗争一直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法国在十五世纪初才正式稳固下来，正因为当时查理七世刚建立了全国性的长期皇家税收制度。从那个年代开始，“反税收”就成了人民斗争的一个本质面向。
不过，要再加说明的是，这种“反税收”的主张，一直由对社会深感不公的情绪强烈激发，而这种感受也一直特别鼓动着平民阶级，因为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受优惠对待的人”（贵族与教士），都是最富有的人，却获政府豁免缴税。对这种财政不公的否定，今日之所以能重振旗鼓，正是因为有一大部分的法国人确信，他们交税只为让那一小撮最有钱的人更加富有一些而已，这些人更可能透过将资产移到避税天堂，从而逃避税负。
评论者都正确地指出，“黄背心”运动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平民阶级愈加贫穷，同时城市边缘众多地区的公共服务又逐渐消失。不过，我们应该避免将人民的热切期许简单转化成物质上的诉求。使平民阶级受害的最大不公平之一，其实是关乎他们与公共语言领域（langage public）的关系。
在1970年代，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已曾解释过何以当时的工会重视加薪的诉求：原因是工会需要找寻一套共通的语言去涵盖人民困苦的多重面向。因此，人民的代言人不会说“我的一切都很差”，而是说“我的薪水很差”。同样道理，今日的“黄背心”不说“我不满一切”，而只说“我不满增税”。不过，只要听听他们的亲身说法，就可察觉到他们经常表现出一种“普遍性的不满”。例如BFM-TV在11月17日的一则报道中，记者明显想受访者讲出她正在为反对税收而抗争，可是，这个抗争者却不断重复：“我们受够了”、“我们厌恶一切”等。
“对一切都不满”意味着人们尊严受创。因此，示威民众一再批判有权势者对人民的蔑视，“黄背心”运动亦不例外。我们听到的许多言论都流露出人民感受到屈辱的情绪，这正滋养出民众对马克龙的强烈愤恨。“有一次，他曾经说我们是‘布热德主义者’，然后我去查了字典。这个烂人以为自己是谁，竟敢如此侮辱我们？”这刊登在11月17日《Mediapart》上的一番话，出自一位巴士司机，正好显出民众对当权者的否定心态。
8. 为何不满情绪都集中在马克龙身上？
在我新书的结论中，我分析马克龙竞选总统时的纲领如何引用历史。其中令人震惊的是，当中竟然完全没有平民阶级的影子。在其自命位列其中的伟人神殿之中，我们可看见拿破仑、克里孟梭（Clémenceau）、戴高乐等，却没有饶勒斯（Jean Jaurès，十九世纪末的法国左翼政治家）或布鲁姆（Léon Blum，法国第一位社会党总理）。
当然，我们大部分的领导人物都出身于上层阶级，可是他们通常都先有长久的政治历练，然后才登上国家最高权力宝座。相反，马克龙先生在没有任何政治历练下就当上总统。他的从政纲领中所显露出的世界观，可说是一种上层中产阶级的族群中心主义，有时更显得甚为幼稚。如果说马克龙今日集人民阶级否定情绪于一身，也只因为他为超级富豪减税，却加重一般人税负的政策，使人民深感社会不公。
9. 在示威当中，我们也听到种族主义、恐同及性别歧视的口号。有些观察者因而指出“黄背心”运动由极右势力操控。对此你有何见解？
让习惯把群众抗争理想化的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不太开心的是，民众中经常交集着互相矛盾的思潮，以及各种争夺内部支配权的游戏。当群众运动没领导，没能够订明集体策略的抗争者，也没有人能够以阶级斗争语言表达出群众不满，你所说的言行举止（即种族主义、恐同及性别歧视的口号等）就会经常出现。
我曾经出版过一本关于1893年艾格莫尔特（Aigues-Mortes）意大利人大屠杀的书，其中指出了由法国工人的自发运动，如何沦落、变质，最后成了对被盐矿雇用的皮埃蒙特季节性工人的屠杀。我相信，如果1936年就有新闻台的连续追踪报道及智能手机的话，记者一定会录下罢工民众的种族主义或排外言论。我们不要忘记，一大部分的工人，虽然在1936年5、6月间投票给左翼人民前线（Front Populaire），后来却转而支持多里奥（Jacques Doriot）的极右人民党（Parti Populaire）（多里奥被法国共产党开除后成立人民党，对抗人民阵线，他在二战时更成为著名投敌者）。
10. 这场运动将如何发展？
这场运动的正面影响之一，是它将社会问题重新带到政治游戏的中心。来自各种不同背景、带有各式各样意见、性别不同的人们，在共同的抗争中，聚集在一起。“黄背心”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符号，它使背景各异的人有了共同身份，这共同身份的基础就是路边汽车“死火”、陷入窘境的人所有的共同经验（黄背心是法国驾车人士必备之物，用以路上“死火”停车时走出车外穿着）。可是，如果这场运动持续下去，那些今日存在于运动核心中，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对立的观点，将会愈加显现。
我们可以用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去解读“黄背心”反税收的抗争。第一种是“自由主义的解读”：这些“黄背心”民众以“行事自由”的名义反对税收。第二种解读，却是指他们是为了“对抗税收的不公”而抗争，主张重新分配公共财富，以让被社会遗弃的人受益。
示威运动将要面临的另一重大问题，是其“代表人物”的问题。很多受过媒体访问的“黄背心”人士，都自命是不曾被外界听见之法国底层的代言人。这些出身于平民阶级的人，一下子走出其原来生活中的阴暗处，他们的生活被完全颠覆之余，更被访问他们或拍摄他们的众多记者视为重要人物。
如果运动最后寻得长期代言人，他们之中不少人将会变回无名之辈。这场抗争的平民面向亦有因而消减的危机，因为未来的代言人很可能会来自中产阶级，即是说更容易公开表达自己而去构筑集体行动的那一个社会场域。
上文节录自第141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2月10日）《黄背心：社会问题重回政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