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性别】主流跨性别圈子的异类 争取权益不能一步到位
因为无法接受自己那男生的身体，Omena有一段灰暗的童年。起初不懂男女区别，看别的小孩通常是男跟男、女跟女玩耍，但她喜欢和玩的东西跟男生的不一样，跟男生玩不来，总是离群的一个，也没什么朋友。到约六岁时无意识地跟着女同学去了女洗手间，被当头棒喝及掌掴后，才醒觉自己生在男儿身中。Omena说，童年最开心的事是买校服时，被裁缝认为剪着冬菇头的自己是个小女孩，暗暗自喜了一阵子。因为性别认同，她不埋堆，总被遗忘，后来从医生父亲的书堆中理解到自己患有性别认同障碍，知道可做手术来医治自己，便暗暗订下了变性计划。“不知道的时候，觉得人生好灰暗，为何我如此痛苦，生在一个错误的躯体内？到知道的时候，像是人生‘叮’一声，在无穷黑暗的隧道中透出一丝光亮过来，有个目标可治疗自己。”她说。此乃《跨性别》专题报道之四
六年级上性教育课时，她知道男生身体会出现变化、声线会变得不一样，仍是小男生的他祈祷希望身体不会改变，更借姐姐之名偷偷到药房买避孕药，改变身体的荷尔蒙含量。她直言当时没有其他选择，说自己很幸运没服错药，否则恐一命呜呼或得了癌症，那就什么愿望也无法实现了。
Omena最初计划到18岁后就动手术，她明白每个人对性别的定义也不同，但自己真的讨厌男性身体和那器官，一直想要除之而后快。“中学时真的有冲动想去割一刀，心想只是包扎而已，不是太难，当时真的很冲动。身体问题不去解决的话，很多事情也做不了，脑海里整天想着很讨厌这身体，是很辛苦的。”
“这种感觉掩盖了理智和意志，一切事情也没有冲劲去做，觉得做了也不属于自己，是自己不属于自己，披着假的面具、躯壳。要是面具还好，还可以选个自己喜欢的，但我们就像戴着最不喜欢的那轮廓、披着那个‘任何仁’的服装。” Omena说。
计划得那么周详，但到差不多18岁的时候，她却因哥哥的生意出了问题，强迫自己做回男生，负起家庭责任，甚至和女生谈恋爱。但当面对着女友的胴体时，她才惊觉自己一直在自欺欺人。兜兜转转，26岁生日那天，她终于换回女儿身。
与主流想法不同的“叛徒”
完成手术后，她只想做个普通的女生，不想标榜自己是个“跨性别者”。对于拥抱性别二元还是多元，她说自己不从应然，而是从实然的角度去看。“我会先从社会现有的空间去建立身份，社会对生理性别有要求，那就先顺从这要求，先符合现有框架的规条，再去争取其他权益。”
不少跨性别人士希望不做手术便可在法律上获承认另一性别的身份，Omena却认为要做了切除手术，让身体回到自然状态，才该被承认。小众的权益难道不是与生俱来的吗？为何不争取最大权益？“那是很宗教化的看法，整个中华文化未必认同。权利是如何获得他人认同和尊重，人始终是透过他人而存在，你可以去改变他人，但也需要和他人共存。”她说。
（主流跨性别圈子）会觉得我们要马上争取很前卫的事，但身份证上的“性别”是sex（生理性别），不是gender（心理性别），我们应要先符合它现有的框架 这是争取权益的总体策略。
记者问她是否跟主流跨性别圈子的想法很不同，她笑言自己可以说是个叛徒，觉得他们是原教旨主义。“他们会觉得我们要马上争取很前卫的事，但身份证上的‘性别’是sex（生理性别）不是gender（心理性别），我们应要先符合它现有的框架。这是争取权益的总体策略，公民团体看来很自由，各人悉随尊便，但其实是弱肉强食的。你叫他们去适应社会，没人会理会你；若要抗争，最方便的法门是最多人支持的，很少人会去思考政治和历史，所以大家选一条容易的路去走，但那样就会和其他人愈走愈远。”她说。
Omena认为，香港的同志运动很受美国影响。“在西方，尤其是美国有黑人平权的传统，他们占一定比例的人口，在打仗时期也有贡献，有这样的历史背景，才有了需要尊重小众的政治逻辑。但香港没有那种历史，不是说‘我是小众你就要尊重我’，我们要先在职业上、经济上努力跟其他人平起平坐。”
她解释，争取权益不可以跟民众的想法偏离太远，要慢慢让大家接受，再去走更远的路。“例如台湾的同志运动，他们有些只穿着内裤到处走，LGBTQ，头三个占大多数，T和Q（酷儿，Queer）是小众中的小众，我们的风格也被同运主宰着，西方已接受他们的基本身份，他们可以继续扩大主张，同志方面多夸张也可以，他们可以用另一个身份参与同志游行，游行完可以隐藏身份继续生活，但跨性别人士却不可。若一来就争取很前卫的事，那对我们的‘生存’不是很有利。”
接受亲人变性＝杀死他们？
除了跨性别人士面对的痛苦，Omena亦感受过深爱的人想变性的复杂心情。做变性手术前，已作女性打扮的Omena结交了一名男友，两人在一起五年后，伴侣跟她说，想从男变成女。那一刻，Omena的感受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我想，为何他（当初）会喜欢我呢？他早知我身份，一般人不会选择一名做过（变性）手术的女孩子，但我没有深究这问题，当他跟我坦白时，我惊讶之余亦松了一口气，我终于明白父母、家人（当初）对我的态度和感情是如何了。”
“五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至少他陪伴我经历了人生最关键又最艰难的时期，陪伴我做手术。我要爱（今日的）她，就要忘记过去五年的他，重新爱过另一个人。那样好痛苦，我愈想帮她改变声线，愈要忘记过去脑海中那道声线，好像要‘杀死’最亲爱的人一样。当时我叫她在WhatsApp录下一把声音，等我十年后可以再听。我当时很傻，到现时我一次也没听过。我已忘了她过去的样子和声音，像我不想以往那不属于我的过去、声音留下任何痕迹一样，我不想家人记住我过去的样子。”Omena说。
“对我父母而言，那像是杀死自己抚养了二十多年的儿子一样。那刻我才知道父母因为我而受过什么样的伤害，起初我是无法理解的，直到发生在我身上。我是爱她这个人，所以不论她变成怎样，我也会继续爱她。”
对身边的人而言，做了全套手术的跨性别人士既是同一人，又是另一人。有部分跨性别人士考虑到身边人的感受和手术风险，会选择易服变装而不做手术。跨性别圈子中也不是所有人认同不用做手术便可得到法律承认，当中有人认为做了手术才算是另一性别，也有人像Omena般，认为争取权益不能一步到位。
Omena形容自己跟圈子内的其他跨性别人士关系不太好，甚至非常僵。“我去过明光社，想和保守派沟通，他们有些人说我是叛徒、间谍。我们这些做完手术的人，有很多不想标奇立异，他们会隐性埋名，不问世事，去过自己的新生活，怎会参加这些性别团体的活动？他们会说支持我，但最终只有我一个出来说这些话。公民社会是计算你得到多少人的支持，但我不是想抗争，而是想服务这个群体。我是帮他们融入社会，之后他们会走了，我正正是不想他们留在这圈子里。”
她希望更多跨性别人士能融入社会，又相信彼此之间要有更多接触，包括与反对人士和保守派别，才会得到大众理解和认同。“现时和明光社关系是好的，他们不算最保守，仍愿意与我们接触。交谈中一定会互相受影响，他们态度友善，至少愿意沟通，反而我们很多人一出来就是‘战斗格’，难以有很多人支持。”
对于性别承认制度的改革方向，明光社是保守团体代表之一，他们认为“规定手术模式”乃考虑更改性别身份及改变身份证上性别标志的最低要求，拒绝放弃客观要求的“自我声明模式”及“毋须手术模式”。明确的两性制度，对于社会秩序有什么重要的角色？保守团体如何看性别制度？请继续阅读︰【跨性别．五】明光社坚持两性制度 性别界限不应为跨性者而改
上文节录自第141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2月10日）《汽水樽里的咖啡 跨性别之路》专题中的《圈内圈外有分歧 逐步平权VS一步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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