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性别】身份证性别之重 梁咏恩：评头品足困扰我们致抑郁
自己像汽水樽里的咖啡，这是很多跨性别人士的感受。他们因生理性别与性别认同差异而产生不安，希望以另一性别的身份生活，随着社会上对男和女角色定型的观念日趋开放，更多跨性别人士勇于“出柜”（come out），但他们往往难以得到身边人及社会的认同。现行制度的限制，加上外界的误解，令他们在生活上面对重重困难和歧视。部分跨性别人士会接受荷尔蒙治疗，甚至是性别重置手术，不过，手术有风险，在公立医院等待变性的过程至少要四年，而且并非所有跨性别人士都想做，更多的只是想追求另一性别的身份，希望做回真实的自己。事实上，也非所有跨性别人士都能做手术，在手术前须进行的另一性别生活体验期间，可能会遇到更大的心理阻碍。此乃《跨性别》专题报道之一
承认跨性别人士身份，不只是身份证上更改性别一栏，法律上的承认，对消除工作和公共服务上的歧视，以及解决生活上的问题也很重要。适逢近日有两部跟跨性别人士相关的电影放映，跨性别人士的生活成为舆论焦点，了解他们找回自己的漫漫长路，可让我们重新思考如何在法律上保障他们的权益。
去年底，《性别承认法》咨询结束，工作小组预期明年内推出报告，就应否及如何设立一套性别承认制度提出意见。在现行制度下，跨性别人士须完成整套性别重置手术（sex reassignment surgery，俗称变性手术），才能更改身份证上的性别。三名跨性别人士就此申请司法覆核，判决将于12月中有结果。
什么是跨性别？跨性别（transgender）人士是一个统称，指个人心理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与原生性别不符的人，性别认同是自我认知为男或女性，性别表达则指透过衣着打扮和言行举止，反映其心理性别的认同。跨性别人士在医学上被诊断为患有性别认同障碍（Gender Dysphoria，又称性别不安症），不少国家已把它从精神病名单中剔除，但香港仍未更改。患者承受因社会男女性别二元区分观念而带来的压力或排斥，往往会产生不安、恐惧和羞愧。他们会寻求以另一性别的身份去生活，包括易服、服用荷尔蒙或进行性别重置手术，以改变自己的性征。
梁咏恩做手术“变回”女儿身之前，好几次想自杀。“记得有一次我拿了𠝹刀，看着自己的手，想要割脉。那时一直跟自己说：‘𠝹下去吧，𠝹下去就不用再烦了。你怕什么？’后来真的怕了，哭了。然后我祈祷，哭完后，幸好没有做到。”那段时期，她往往会因为身边的人一两句无心的话而情绪低落。有一次她到朋友家中，其中一个朋友说：“你好像愈来愈严重了？”她一时反应不过来，情绪却忽然爆发：“你说我严重？你觉得我变态、有问题吗？”
长期精神压力和心理压抑可以一点一滴毁掉一个人，把他们推向悬崖边缘。由梁咏恩成立的跨性别资源中心于早年进行“香港跨性别人士情绪健康”调查，结果显示逾六成受访者曾经想自杀，曾尝试自杀的更有约两成。
去年，跨性别人士J小姐在港铁大围站一跃而下，生命画上了句号，她死那一刻，身份证上性别一栏仍是男性。梁咏恩说，现时每次经过大围站就会想：为何J当时会有勇气跳下去呢？她向J小姐的朋友了解过，知道J在自杀前一个月曾见医生，但不敢说出自己有抑郁，怕对方不批准她做手术。
现时制度规定，跨性别人士必须完成整套性别重置手术，才可以更改身份证上的性别。“手术的门槛令他们认为（把患抑郁症）说出来不会帮到自己，反而要说很多话去迎合医生意愿，才能做手术。跨性别人士大部分会去做手术，但手术不应该是一个门槛，令人觉得会换不到证件，走投无路而想自杀。”生理性别与生俱来，社会大众对两性有不同期望，未必能理解和接受跨性别人士的言行举止和打扮，而未能进行性别重置手术的跨性别人士，却因身份证上按生理性别区分的制度，承受着各种排斥和压力。由于跨性别群体的光谱很阔，可见度极低，香港目前没有相关人数统计，梁咏恩粗略估算，若包括没有做手术的自我认同跨性别者，全港大约有三至四万名跨性别人士，完成变性手术的约有数百人，当中约100名在港完成，约80人正在轮候。
在跨性别资源中心担任心理辅导员的性别研究学者张佩琦指，未做手术的跨性别人士在生活中处处碰壁，每次取出身份证犹如一次“出柜”。“很多接受辅导的朋友因为这样而整个生命也停顿了。每次见工都要‘出柜’，明明觉得自己是女性，但一取出身份证，噢，原来你是男性，对方就会知道，通常也不会聘请。”她指很多跨性别人士宁可失业，也不想面对这种窘境，长久没有上班，经济能力自然不好，“这样下去，不抑郁才怪呢”。
张佩琦会建议跨性别人士进修或参加康乐活动，但在香港，很多事情都要身份证登记，他们无法突破心理关口。“我认识一个人，家里没有安装宽频、煤气，手机也没有上网计划。虽然这是很极端的例子，但一般人不会想到无法拥有真实身份的障碍，他不用那些服务是因为身份证，那对他而言是很大的难关。”
痛苦源于无法做自己
梁咏恩则说，跨性别人士的痛苦源于无法在别人面前做自己。“普通人可能不明白，别人以为你是女人，但你是男人，那有什么大问题？但对跨性别人士而言，那是一个攸关生死的问题。‘我这样就没有了，什么也做不了。’那是很灾难的，久而久之，他们精神状况就会不好，甚至有自杀念头。”
作为过来人，梁咏恩自觉较为幸运。主流基督教一般会反对同性恋及跨性别行为，身为基督徒的她曾挣扎过要不要做手术，想在《圣经》里找到答案。她换过数间教会，后来到了一家支持平权的教会，是宗教信仰拉了她一把，让她没有走入绝路，并站出来为这个社群发声。2008年，她成立跨性别资源中心，那时社会对“跨性别”不太理解，很容易将之跟诸如人妖、变态这些负面的名词连在一起，她算是其中一位最早愿意站出来的跨性别人士。
这群人（跨性别人士）只是想有安全感去做很普通的事，找工作、开手机计划、开银行户口……如果每天都有人叫你先生，然后你要解释：“不是啊，我是小姐！”你也会精神衰弱吧？
对于J小姐的事，梁咏恩很难过：“现时没有《性别承认法》或《反歧视法》立法，那叫他们怎样呢？这群人只是想有安全感去做很普通的事，找工作、开手机计划、开银行户口……如果每天都有人叫你先生，然后你要解释：‘不是啊，我是小姐！’你也会精神衰弱吧？”
旁人的好奇猜测、丝丝细语、批判，均会对跨性别人士造成伤害。梁咏恩记得很多年前开始易服，曾被一群小孩评头品足：“你觉得他是男人还是女人？”“她没有喉核，应该是女人吧。”她当时默不作声。现在她较看得开，不怕接受访问，就是抱着“你不知我也先让你知道”的心态，让自己克服那种被发觉时的困扰。但她明白，不是人人有这种勇气。梁咏恩说，这些困扰令跨性别人士容易抑郁，有些人更宁可不上街。“你试试设身处地去想，每天外出便被人评头品足，甚至开口问你是男是女，会造成很大伤害。有时别人看你未必是怀疑你，但他们会很自然地代入了，觉得‘啊，又被人歧视了’，天天像是在打仗般。”
经历了最少两年的医生和心理学家评估，以及全天候另一性别的生活体验，梁咏恩终于知道做手术的日子，距离得到新身份只差一步，就在那时，她确诊患上抑郁症。“我有点震惊，啊，终于到这步了，可以做手术了。我跟自己说：‘那你应该开心啦。’我一直在想，过了几天，我愈来愈紧张，问自己是否准备好。一周后，我吃不安睡不着，很焦虑。”“我什么也不想做，没有感觉了。每天下班就回家，想睡觉不想外出，我在想自己是不是真的抑郁了。”梁咏恩上网查找资料，想找解决方法。看了《抑郁自疗》这本书，然后按里面的方法去做，她形容当时“很沮丧地积极令自己复元”，四个月后，她自觉复元了约八成。
再见精神科评估医生时，她坦白说出自己的抑郁征状，医生处方了抗抑郁药给她。后来，她慢慢减药，慢慢走出来，并完成整套性别重置手术。“有担心自己会再抑郁，现时工作压力很大，包括早前资源中心经费不足。你办组织会有很多人看着你，我连病、抑郁也不可跟别人分享。我试过分享不开心的经历，却被人质疑我办组织怎可以这样。我不可以说想死，如果你也这样，那其他人可以怎么办？”
不开心时，一般人会找亲朋好友倾诉，但对跨性别人士而言，身边的人却可能是最不接纳自己的人，造成的创伤可能更大。跨性别资源中心如何帮助他们找回自己？做手术又是不是惟一出路？请继续阅读︰【跨性别．二】伤害源自身边人 变性手术非惟一出路
上文节录自第141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2月10日）《汽水樽里的咖啡 跨性别之路》专题中的《从抑郁症说起 性别：我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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