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运领袖．专访】梁筹庭半生劳碌为工人：劳工权利是争取才有

两年一届的劳工顾问委员会选举于11月10日进行，失落上一届选举的梁筹庭，今届再度重返劳顾会。数数手指，他也在工运路上抗争了40个年头。看过七丶八十年代工会的风风火火，也看到近年工会苟延残喘的衰落。“工会愈来愈难做，除非是做擦鞋仔，不需要与政府讲数。”看过工会兴盛衰落，梁筹庭不得不承认，今天要搞工会比起往日困难。政府的劳工政策侧重资方利益，工人工时长，又没有足够的权益保障，辛勤工作变成了被讥笑的“狮子山精神”，却为这个城市创造出亮丽的经济增长点。工会缺乏议价能力，政府又不愿干涉资劳方间的争拗之中，工会可以做的，只有越来越少。今年他已经68岁了，名片还是印着“文书职系公务员总会”。是什么让他愿意付出大半生时间劳碌为工人？公务员出身的他，当年为何决意筹组工会？难道他不怕站得太前而被秋后算帐？

当然（怕被秋后算帐），怎会不怕？但我还年轻，东家不打便打西家。

那年29岁：办公务员工会

1979年参与筹组“香港文书职系公务员总会”时，他才29岁。他笑说那是一个偶然，没有计划，也没有蓝图要把工会做得多大多久。那时候，他由九广铁路公司的调车员考上办公室助理，由一个负责调动火车车卡的蓝领，变成坐办公室的白领，当时的办公室位于现址为尖沙咀文化中心旁的钟楼，钟楼是政府文件分发中心，故此，每天来来往往的是部门信差及办公室助理。

中心内有一个小小的沙发位置，让来到的人歇息，但它真正的用途却是让一众办公室助理来吐苦水——“你知道吗？我上司叫我去洗厕所！”“我也是啊！连打蜡也叫我去，这合理吗？”你一言我一语，梁筹庭听在耳中，不是滋味──他也是办公室助理，也要帮忙打扫上司的办公室，明明有清洁人员打扫，为何我要帮忙呢？为何职业名称与职责范围完全不相称呢？带着种种疑问和不忿，梁筹庭在没有任何经验下成立工会，并担起领导角色。

他似乎对组织工会有一套难以令人明白的热忱。现今的法例虽明文规定雇主不能因为雇员参与工会行动而开除他，却可以有其他理由。今年年头巴士工运中，九巴女车长叶蔚琳为争取改善车长待遇，发起罢工后旋即被公司解雇，后来经调停下得以复职，九巴解雇叶的理由是“严重违反公司守则及安全纪律”。

当年的梁筹庭，几许努力才从蓝领跨上白领阶级，如此高调组织对抗行动，难道不怕被秋后算帐？他顿了顿说：“当然，怎会不怕？但我还年轻，东家不打便打西家。”原来年轻，是他勇于抗争的动力。今天，香港的工会四分五裂，难言与资方有拗手瓜之力。令人难以想像，工会在七丶八十年代曾经风风火火，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当时，梁筹庭的“文书职系公务员总会”虽成立不久，却已引起政府的注意。

野猫式行动搞对抗　成功争取政府注意

该工会要求将办公室助理的职务重新厘定，最初由于工会力薄，政府未加理会。到了后来，梁筹庭决定发动“野猫式行动”——工会成员各自在自己的工作部门按章工作，“如果我们唔做茶水，他们一开大会什么也没有，是他们死。那时怎会有现在般方便，可以随街有快餐店买小食。”逐步逐步的反抗，最后竟可迫使政府高层正视诉求，将办公室助理职责重新划分，由本来的“clean”（清洁）工作变为“tidy”（整理）。

“盲拳打死老师傅”──用在梁筹庭身上最好不过。没有经验，却在短时间内“成功争取”，相对今天，当年的工会明显活跃，与雇主的谈判筹码也强得多。

梁筹庭记得，当年与政府开会，大多开到晚上八丶九时，由制服服饰订立到升迁制度，工会都有话事权。那时候，办公室助理并没有晋升阶梯，但后来政府设立了内部晋升试，更派出行政主任辅助工会开设晋升补习班，是政府稳定文职人员人心之举，也借此表达对工会的尊重及认同。慢慢的，工会站稳阵脚，直到现在，成为300多个公务员工会中力量较强之一。

不少人以为公务员在劳工议题上置身事外，也缺席关于劳工政策的游行示威。但翻看历史，公务员也曾经“走上街头”，尤其在董建华时代。梁筹庭组织过两次游行，都在董建华任内，一次是1999年公务员改革，政府推行部门私营化，公务员担心工序外判而饭碗不保；另一次便是2003年的公务员减薪。前者有两万人参与，后者则有三万人，是梁筹庭在工运中感受最深的一次经验。

公务员不上街？非也

2003年那次源于政府以财赤为由，提出公务员减薪6%。在此前，2002年行政会议已通过一次减薪，该次减幅由1.58%至4.42%，即是两年内的第二次减薪。网络资料只简单总结了政府最终推行“0+3+3”减薪方案，即首年冻薪，其后两年每次减薪3%。不过在梁筹庭口中，所听到的不只是两句话能总结得了的故事，是一场政府高层与公务员间的拗手瓜，也是公务员内部的矛盾大对决。

说到2003年这场仗，梁筹庭也忍不住笑，是带点得意的笑容。“那场仗真的很难打。那次成功不是侥幸，我们里面的斗争其实很激烈。”交手最多的，是被他称为“衰仔”的时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王永平。二人的结，便在那时种下。根据梁筹庭的说法，“0+3+3”方案不是政府首选的方案，而是“0+6”，即首年冻薪，翌年一笔过减薪6%。当时王永平找他“摸底”，劈头第一句便是跟他说经济不好，长痛不如短痛，就一次过减6%。梁筹庭立即回应“这样没法子再聊下去”便转身离开。这次只聊了十五分钟，不愉快地收场。

梁筹庭其后以工会名义发起游行，要求政府采纳“0+3+3”方案。他希望纾缓减薪的阵痛，特别对中下层的公务员来说，一次过的减薪对生活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其后，董建华派了时任行政会议成员郑耀棠来约见他，但梁筹庭由始至终表明只会接受一个方案，不会接受“0+6”。他记得当晚会面之后，郑耀棠再次致电他，问是否仍坚持“0+3+3”方案，他说“是”。

庭哥，时势艰难，不如接受政府的“0+6”方案吧！

你真是工人代表吗？你坐错了位置，应该坐去政府那边。

不过，事情也不是梁筹庭预料般顺利。自己人打自己人，总是不容易。来到最后一次会议，所有公务员工会坐下来商讨减薪方案。他记得有个工会代表叫他接受现实，采纳政府的“0+6”方案，他当时这样回应：“你真是工人代表吗？你坐错了位置，应该坐去政府那边。”对方反过来说，假如不接受，下次他再举办游行，其工会不会支持他。

忆起这段往事，梁筹庭气愤依然，也痛心依然，形容他们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口说要维护工人权益，行动上却支持资方的欺压。他的坚持奏效，政府最后果然弃“0+6”取“0+3+3”。这场仗，他凭坚持取胜。“应该要讲的，应该要做的，我希望令打工仔知道。”他口中的“应该要做”，是打工仔应该自强起来，对不公的制度说不，而不是置身事外，或默默承受。特别是公务员，在不少劳工议题上都以为事不关己，但忘了自己也是“打工仔”，分别在于其“雇主”比较强大。如果有天杀到埋身才懂反抗，便已经太迟。

你估我想做到死咩？（找不到接班人）工会是很难做下去的。除非你做擦鞋仔，不与政府讲数，就不用怕。真真正正的工会不应该出卖工人。

这年68：想退不能退

在香港，搞工运是孤独的，身边人来来去去，当年曾一起办工会搞游行的只余下梁筹庭一人仍活跃。昔日满头黑发的他四处游说公务员加入工会，满腔热血与政府唇枪舌剑，今天花白头发慢慢长出，成为他口中“脱产”的退休人士。唯一不变的是，他的名片，还是印着“文书职系公务员总会”。他与工会的关系，四十年来没改变过。

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黄国健在劳顾会选举前曾表示，梁筹庭年纪大，并已经退休一段时间，言下之意是指他已不再熟悉劳工事务。梁筹庭今年68岁，已退休七年。“你估我想做到死咩？”他笑了笑，只是觅接班人困难，没有一个人愿意负起领导工会的责任。他一口气列出了做工会领袖的条件：“要不怕死，要有家庭的认同，要冒上牺牲自己前途的风险等等，要具备所有条件是很困难。（找不到接班人）这样的话，工会是很难做下去的。除非你做擦鞋仔，不与政府讲数，就不用怕。真真正正的工会不应该出卖工人。”

他说，继续参选劳顾会，只为了延续工会生命，“搞到有声有色时，工会因此（没有接班人）而无，实在不值得。”

胜出选举后，记者蜂拥问他重返劳顾会的感受，他说了句“多谢劳工界再给予机会我”。后再表示，会继续跟进标准工时的问题。那是他念兹在兹的事。“2003年经济衰退，大家（雇主雇员）共度时艰，（雇员）开OT不收钱，怎知变得‘老奉’（理所当然）。当经济转好，生意转好，雇主却不在口袋里拿丁点钱出来，回馈打工仔。”

香港劳工保障不足是长久以来的缺失。制度固然有问题，但制度内的人充耳不闻及置身事外，也许是这制度没有改变的最大原因。“劳工权利不会天降下来，真是要去争取才有。”梁筹庭在访问最后抛下这句对打工仔的心底话，也是他搞工运的经验总结。

延伸阅读：【工运领袖．专访】劳顾会选举落败　梁筹庭：是我得罪人多

上文节录于第139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1月26日）《重返劳顾会 硬净作风抗资方 梁筹庭：四十载工运路 欲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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