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明星】离地片酬折射内地娱圈贫富悬殊 点击率就是一切？
内地网络上曾经流传这样一句话：“将军孤坟无人问，戏子家事天下知”，以此来讽刺当下人们对明星过度关注，失去了社会本来应持守的价值取向。诚然，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物质得到满足的当下，人们开始寻求精神上的欢愉，娱乐产业因此欣欣向荣。这是一个好现象，但也要注意是否会物极必反，往失控的方向发展。
娱乐产业和服务业、制造业等一样，是社会机器必不可少的运作部分，娱乐产业的从业者除了有高片酬的大牌明星，也包括很多有着好作品、却未受关注的人才。这两类人形成了娱乐圈收入的两种极端。为什么有的人艺术造诣深湛却无法名成利就，有的人专业成就未彰却赚得盆满钵满？在作为人们精神食粮的娱乐产业中出现的贫富悬殊，又会带来什么效应？
天价片酬 是否实至名归？
今年夏天，中宣部等五个部委联合发表声明，抵制影视行业天价片酬的乱象，部分行业协会和企业也响应号召，倡议要控制愈来愈离谱的“贫富不均”现象。措施一出台，人们开始议论纷纷，有人关心规范薪酬是不是意味着打压影视行业？是不是仇富心态作祟？更引人深思的是，那些获取天价酬劳的明星本身是否值得天价？
目前内地娱乐圈高酬劳的大牌明星，大多数属于偶像派的年轻影视演员或歌手，其中有一群有价无“货”的流量明星占据了酬劳排行榜的前列。十年前，一部国产电视剧的演员片酬一般占据制作费用的30%，可如今片酬占比愈来愈夸张，根据内地门户网站腾讯网2018年的统计资料，内地一线明星的片酬可达8,000万元人民币，甚至更高，往往占影视综艺作品制作成本的50％至80%（根据腾讯的统计，如今内地片酬最高的几名顶尖明星，例如鹿晗、杨洋等，片酬报价超过1亿元人民币）。
反观美国荷里活，明星薪酬始终被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美国的演员工会在平衡明星和普通演员的薪酬中作用重大，美国媒体《荷里活报道者》（The Hollywood Reporter）早前报道，目前荷里活演员的片酬大多占制作成本两、三成，演员工会明确规限了不同剧种和角色演员的预算。
日本和韩国情况相似，一线演员的酬劳不会超过制作费用的半数，例如韩国业内早在2005年便制定了“出场费标准”，按照艺人的资历、地位、演出分量等分成大约18个档次，出场费逐层递加，到18级封顶，大腕级演员的片酬也才1,500万韩圜，折合约10万港元。
天价片酬的现象，可以说直接导致了市场的扭曲。香港独立制片人连伟林（Wallas）长期在香港和内地两地工作，问及高片酬对整个行业的影响，他认为首先会压缩了其他制作成本，例如在美术、场地等草草应对，结果变得粗制滥造，这是最直观的坏影响，作品质量直接下降，无疑大大打击行业的专业性。Wallas认为，当业内只有前端议价，而无后端评估，影视作品最终只会沦为流水线上炮制的“精神垃圾”。
与此同时，演员身价被市场不断提高，投资者摸清观众喜欢看流量明星的心态，为了能安全快速地赚一笔，于是大量启用这些流量明星，流量明星毋须通过拍出好作品来提高身价，单靠人气和炒作就能让他们赚取天价酬劳。消费者和投资者对行业的评判机制失灵，让资本运作产生恶性循环，投资者为了赚更多钱，往往去请更多大牌明星，给了这些明星漫天要价的空间，结果收益甚微，最后导致市场失控，破坏了原本健康的生态环境。
美国经济学家Matthew B.Crawford解释，“注意力是一种资源，且每个人都是有限的。”人类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在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换言之，注意力是种有限的资源，并与人类无限的欲望形成对价关系，这是时下一种新经济模式，流量明星和网红效应正是注意力经济的产物。
客观来说，市场需要的是能够产出优秀精神食粮的劳动者，因此，我们需要谨慎看待鲜有作品叫好的流量明星的出现。流量明星是注意力经济（Attention Economy）下的产物，他们往往能通过网络流量产生经济效益，什么吸引眼球，他们就出产什么，甚至为了推高点击率而变得愈发没有底线。
究竟内地的天价明星如何因推高点击率而模糊底线，整个行业制度又出现了什么问题？请继续阅读：【天价明星】粉丝经济造就流量明星 小众艺术家无人尊重
上文节录自第135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0月29日）《天价明星折射娱乐圈“贫富悬殊” 谁来尊重沉默的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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