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明星】粉丝经济造就流量明星 小众艺术家无人尊重
根据腾讯的统计，如今内地片酬最高的几名顶尖明星，例如鹿晗、杨洋等，片酬报价超过1亿元人民币。央视财经频道2016年的报道亦指出，吴亦凡当年的片酬报价已高达1.2亿元人民币。讽刺的是，尽管这班流量明星拥有极高关注度，却很难寻觅到他们有任何优秀作品，其主演的影片和电视剧，剧本和演技皆劣评如潮，在影视评论网站上的得分极低。
上文提到内地天价明星引发贫富悬殊争议，网络上曾经流传这样一句话：“将军孤坟无人问，戏子家事天下知”，以此来讽刺当下人们对明星过度关注，失去了社会本来应持守的价值取向。
重温：【天价明星】离地片酬折射内地娱圈贫富悬殊 点击率就是一切？
美国经济学家Matthew B.Crawford解释，“注意力是一种资源，且每个人都是有限的。”人类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在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换言之，注意力是种有限的资源，并与人类无限的欲望形成对价关系，这是时下一种新经济模式，流量明星和网红效应正是注意力经济的产物。
流量明星 要人气还是作品？
部分占据天价片酬排行榜的明星，还总是制造话题来博取关注，甚至不断触犯法律边缘。吊诡的是，从出轨、吸毒到偷税漏税，纵使负面新闻不断，但当制造的话题愈轰动，观众却愈兴奋。围绕明星生活的话题，娱乐性远大于明星本身的艺术价值。很多人认为，这丧失了影视行业存在的初衷，优秀的影视作品才是这个行业的消费者应该得到的。
在互联网数据称霸的时代，如果仅仅关注这些“流量”，势必会带来影视行业的泡沫。很多一线演员早期亦曾拍摄出一系列优秀的作品，但在流量胜过一切的情形下，制片方往往利用市场唯数字论的特点，使得演员要靠吸引流量来体现价值，愈来愈关心、甚至过度重视营销和包装能力，忽视了自身的演技，最终消耗了行业潜力。因此，流量明星如何权衡人气和优秀作品的产出，是一个重要的指标，考验这些在娱乐圈摸爬滚打的明星心中是否有一杆秤。
粉丝经济 没距离感的疯狂
抛开市场因素，流量明星吸引了许多90后、00后关注追随，令不少人担心年轻一代的审美和价值观会受到扭曲。人们渴望得到的精神满足，慢慢变成不健康的粉丝效应。早前粉丝众多的流量小生吴亦凡参加综艺节目《中国有嘻哈》，被观众批评没有实力，网上立即就有人说千万不要得罪吴亦凡，否则就是和十亿人作对，描述的就是这种“粉丝经济”下的疯狂。
90后女孩小杨是内地一个男子团体的粉丝后援团团长，她说，民间粉丝组织数量巨大，且消费力强大，他们会为了喜欢的偶像自发组织定期的应援（即为了喜欢的明星配合演出、统一服装支持或捐钱送礼品等行为）。问她为什么会崇拜这些流量明星，她说最早接触这些偶像团体是因为经常“刷微博”和看电视，而时下当红的“流量担当”，大多数是选秀出来的明星，此类偶像模式注重造星过程，让粉丝觉得偶像离自己很近，没有距离感。
对于流量明星不需要好的作品，仅仅依靠年轻靓丽的外表和频繁在社交媒体上曝光就能在娱乐圈立足，小杨坦言这是一种同龄人吸引同龄人的效应。
对这班成为娱乐消费主力的年轻人来说，崇拜流量明星是令自己跟上时代节奏、彰显个性的方法。粉丝经济成为当下文化产业流行的经济之一，无可厚非。但关键的是，粉丝们崇拜的偶像是否真的值得这种经济收益？事实上，粉丝在追星过程中也时常会问自己这个问题。当喜欢的“爱豆”（网络流行词，英文idol的音译，意为偶像）出现负面新闻时，小杨也表示无奈和迷惘，“有的时候会觉得他们在炒作。”
当少男少女前赴后继追捧这些让他们自己也迷失的偶像，把大量金钱和注意力投注在他们身上，将他们捧上了财富和名气的神坛，这个时候，偶像们需要去做出榜样，树立自己的形象。毕竟，作为公众人物也好，作为有回收的付出者也好，他们终究需要拿出本领和用作品说话，而不是用虚假的炒作人气去欺骗粉丝。
人才“出走” 付出应得到回报
除了警惕天价片酬的影响外，要重构娱乐圈健康的生态平衡，还需关注那些被忽视的实力派艺术家。诚然，一道限薪令可以慢慢控制愈演愈烈的明星天价片酬，但要改善圈中的“贫富悬殊”现象，平衡那些真正需要被尊重的付出者与天价明星之间的酬劳，或许可以从改善他们的生存境遇着手。
内地青年导演胡波自杀是一个令人唏嘘的悲剧。2017年10月12日，胡波在家中自缢身亡，一年后的10月，他的遗作《大象席地而坐》在第五十五届金马奖入围了六项大奖，但是这些他再也无法看到了。这个才华横溢的导演自戕原因复杂，但其中有一条让人心酸不已：因为创作作品始终无法得到回报，导致生活窘迫困境，无法支付350万元人民币买回自己作品的版权，而走投无路。
这不是个例，天价片酬突显内地影视产业是一个付出和回报比例两极分化的行业。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此前也被爆出流失青年话剧演员，“他们都跑去拍电视剧了”。
中国戏剧评论家刘平早前对传媒表示：“我听闻一场话剧和一集电视剧的酬劳差别起码是几十倍，甚至上百，差距非常大，这就是为什么青年演员都跑去演电视剧了。”他认为这是文化体制深入改革需要解决的一大问题。
香港独立制片人连伟林（Wallas）说，天价片酬多多少少影响了整个行业的生态环境。贫富差距造成了娱乐产业人才出走，缺乏市场和扶持的严肃艺术和小众艺术，缺乏粉丝关注的小明星，他们的付出和报酬不成正比。Wallas举香港的电影工业为例，香港一般制作片场的基本技术人员工资一天可达1,300港元，甚至两千多港元，按比例换算，这个日薪远高于香港普通雇员的平均月薪（政府统计处数据显示，2017年香港雇员月薪中位数是16,800港元）。相反，内地同等工种的日薪只有一百多元人民币，按照内地薪酬调查比较，低于内地普通工薪阶层平均日薪（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月薪约6,200元人民币）。
环顾其他地区，无论是荷里活还是日韩，都已经拥有相对完善的娱乐文化工业体系，当中包括明星培养机制。韩国更把明星产业当做文化软实力来发展，设立文化产业局等机构。当整个行业成为工业链的时候，每一个明星都是标准化、工业化的产物，每一个明星均有作品和能力，他们的酬劳也是监管机构、经纪公司及粉丝等多方考核效益的综合，不会有离谱的天价，并且形成了良性竞争。
每一个劳动者都该获得应有的报酬，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钱应该用到更需要的人身上。尽管香港电影市场不大，但始终有许多人愿意为之付出，这和产业对人才的重视是分不开的。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是政府部门创意香港及公营机构电影发展基金支持下的融资平台，对电影人提供开放平台；内地的FIRST青年电影展也是致力于推广青年电影人的作品。更不提荷里活和日韩这类影视产业工业化的地区，对产业链中每一颗“螺丝钉”都予以尊重。
这些平台和机会如雨后春笋般开始出现，正试图通过机构机制来协助行业中每一个付出劳动的群体，让从事影视行业的人看到机会和希望。限薪令的出台是一剂清醒剂，让内地影视行业认清流量明星的溢价效应正在带来负面影响。无论如何，这场打破演艺界不合理的贫富“悬殊”现象的战争，注定任重道远。
上文节录自第135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0月29日）《天价明星折射娱乐圈“贫富悬殊” 谁来尊重沉默的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