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布拉格之春”50周年 在捷克寻找共产记忆 ‧ 下
撰文：甄梓铃
移民不仅能享受在自由社会里更多的权利和更好的机会，同时也要牺牲某些东西，这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显得微不足道，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可能意味着终身的创伤。
承接上文：
克里玛回忆，国家刚被占领的那段时间，边境是开放的，许多人为了让孩子在自由环境下成长，放弃了财产和事业而离开，所以当他决定返回捷克，身边友人感到惊讶，甚至认为这样做对孩子不负责任。他在自传里写道：“移民不仅能享受在自由社会里更多的权利和更好的机会，同时也要牺牲某些东西，这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显得微不足道，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可能意味着终身的创伤。”问他不舍什么？他说热爱自己的城市和语言，一旦离开，相信孩子很快能适应新环境，但身为一个作家，忘记了自己的母语，中断与故土的感情联系，很难创作。
回国之后，他发现自己的著作已经从所有书店下架，任何报章都不能刊登政府秘密名单上的作者文章。他因此失去了工作，还被没收护照，屡屡成为《红色权利报》的攻击对象，经常被警察拉去问话，幸而从来没有坐牢。为了维持生计，他在基层做过医院护理员、送信员和清洁工，透过工作接触到不同的人，把小人物的故事写进作品中，共产主义政权统治下社会日常生活形态跃然纸上。
东欧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掀起了“萨米亚特”（地下出版）的写作风气，即使作品不能刊登，作家们仍坚持继续地下创作，包括克里玛在内。说着说着，他从书架上拿出当年他们出版的“禁书”，简陋的装钉、薄薄的牛油纸上写满字体，为避过审查制度，人们私底下偷偷传阅，同时把思想传开去。
民主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共产统治时代，克里玛家中定期举行聚会，邀请哈维尔等知名作家，每月聚首一堂，朗读被禁的作品。这些“禁书”涉及政治、宗教、社会及文学创作，内容不乏对社会的批判，流露着对摆脱制度压迫、拥抱自由的渴求。问他心中的理想世界是怎样的？他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年轻时我曾经有不少想法，民主就是梦想，在那里没有人会遭受压迫，人人拥有言论自由，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做到了民主，但理想与现实永远存在落差。”
“现在我心中没有什么理想世界，不敢再想。梦始终是梦，在现实中很难成真，任何人对某种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有太多幻想都是危险的。睡觉的时候，你可以有自己的想像，现实中不能。”那么，今天的捷克跟预期中的世界一样吗？他想了一下，语调平平地说：“现在已经很好了，国家没有太多失业者和文盲，当然，民主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克里玛说，世上没有任何一种制度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民主也不是完美的制度。他认同英国政治伟人邱吉尔对民主制度的描述—“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除了其他所有不断地被试验过的政府形式之外”。
1989年苏东剧变，捷克也踏上民主化之途。天鹅绒革命后，哈维尔当选总统，带领国家建设民主政体。哈维尔执政长达14年之久，其间，捷克斯洛伐克于1993年经由公投“分家”，成为两个独立国家。他把哲学家情怀带入政治，强调“在真实中生活”，倡导人权及和平主义的理念。
事过境迁，如今坐上总统宝座的是民粹主义者泽曼（Miloš Zeman）。现年74岁的泽曼在年轻时加入共产党，很快因反对苏联入侵而被驱逐出党。五年前，他打着鲜明的亲俄、反移民与疑欧旗号，成为首名全民直选的总统，并于今年成功连任。这像是对30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时代巨变的反讽，但在捷克，人们更爱争议的是他烟不离手、酒不离口的生活习惯。
近年，民粹主义政党在东欧政坛非常活跃，在民粹浪潮狂袭下，被誉为“捷克特朗普”的富商巴比什（Andrej Babiš）领导的“不满公民行动”（ANO）也在去年国会选举中大胜。巴比什同样主打民粹牌，高举反移民和反欧元旗帜，他当上总理后丑闻缠身，涉嫌骗取欧盟200万欧元补助，又被翻在共产党执政期间涉嫌协助秘密警察的旧帐。
对于右翼民粹主义的逆流在捷克发酵，克里玛似乎不太担忧，对国家近30年来的种种变化看得比较乐观。但他如何看待极右思潮崛起？是无知群众被政客的辞令蒙蔽？抑或真的反映社会民意，极端主义正在走向主流？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却说起历史上不少独裁者都是靠民主选举上台，通过合法的选举赢得政权，然后逐步转向独裁甚至极权。他强调，民主选举最重要的目的应该是“选一个为社会着想，而非关心个人私利的政治家”。
共产主义从来没消失
我尝试把话题拉近一点，说起最近捷克政坛发生的事端。7月初，巴比什领导的少数派内阁在国会的信任投票中过关，成为1989年共产政权垮台以来，首个仰赖共产党支持才不至于倒阁的政府，外界甚至形容这是共产党首次“重返政坛”。这种说法是否被夸大了？
铁幕倒下后，许多人原以为共产主义会在东欧消失。但现实告诉我们，它真实存在。捷克政治学家Petr Sokol撰文指出，东欧的许多前共产党员早已改名换姓、转投其他党派，或在政坛上销声匿迹。捷克共产党（KSCM）的情况倒是有点不同，尽管在去年大选中取得历史上最糟糕的成绩（整体得票7.8%，在国会取得15席），但仍为欧洲最强大的共产势力。
克里玛说，共产主义从没有在捷克消失，许多在共产制度下受惠的老一辈，仍然对共产主义充满幻想。对一些人而言，马克思强调反剥削与压迫，追求个人解放、实现完美乌托邦的愿景，其理论是“吸引的”，不过也是“极度危险和不真实的……这一次（新政府组阁）可能有些意思，但我不认为共产主义的影响力会因此变大”。
年轻一代似乎对历史不太着紧。从历史中学习是重要的，避免重复犯错，这正是布拉格之春给我们的意义。
说到此处，我想起那个共产主义导览团，导游Mike沿途介绍捷克时，激动说起自从哈维尔死后，捷克再没有出色的政治家，“你知道捷克面对着政治危机吗？我讨厌现任总统，有一半国民都不喜欢他，新政府和共产党合作起来，实在没眼看了。”他解释，自己不是担心共产主义卷土重来，这是不可能的，而是国家开启民主转型接近30年，现任总统和总理，一个亲俄，另一个被指曾与共产党的秘密警察合作，难免令人对未来担忧。
离开布拉格前去了一趟连侬墙，四周人来人往。曾几何时，捷克人在这面墙壁涂上不满共产政权的字句泄愤，成为反抗符号，蕴含着人们追求自由的渴望。今天，捷克年轻人或许说不出前秘密警察总部、核战防空洞这些冷战遗址在哪，却知道怎样去这个“打卡圣地”。
只是，他们对这里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又知道多少？克里玛的话萦绕于心：“年轻一代似乎对历史不太着紧，从历史中学习是重要的，避免重复犯错，这正是布拉格之春给我们的意义。”
上文节录自第126期《香港01》周报（2018年8月27日）《写在“布拉格之春”50周年 在捷克寻找共产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