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布拉格之春”50周年 在捷克寻找共产记忆 ‧ 上
1968年8月20日晚，苏联坦克入城、一场和平的改革运动遭到镇压，一觉醒来多少人梦碎，那是50年前捷克斯洛伐克首都的情景，“布拉格之春”就此失败告终。50年后的今天，布拉格连场纪念活动，市中心布设图文展板和坦克模型，实景复原，温塞斯拉斯广场（Wenceslas Square）上奏起音乐，提醒人们毋忘历史。走访当地，与捷克人对谈，一代人的烙印，对后世有何启示？撰文：甄梓铃
8月中旬，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一个共产主义历史的导览团，导游Mike带着团友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穿梭，寻找历史的印记。同类主题的历史导览团素来不少，尤其在这一年：捷克斯洛伐克建国百年、共产党掌权70周年以及“布拉格之春”50周年，历史仿佛被重新包装成旅游卖点，吸引游人来“朝圣”。
Mike是一位90后，生于共产主义政权垮台之后，大学主修新闻系，却因钟情布拉格的美景当上导游。导览团开始之前，他先提醒大家数天后是“布拉格之春”50周年，市内有不少反俄罗斯的示威活动，笑称：“吓得旅行社职员叫俄罗斯旅客不要在这段日子来布拉格。”
“布拉格之春”及1968年前后的历史，离Mike这一代很遥远，但在介绍捷克历史时，他毫不犹豫地批评：“那座共产主义时期兴建的电视塔是全世界最丑的建筑”、“在共产党统治下，父母生活受到种种限制，不能出国，就连看什么书的自由也没有。”像他这个年纪的年轻人，对历史的认知大多从书本和父母口中得知。他形容历史是一种提醒，今天享有的自由得来不易，但他也感慨身边朋友不爱谈历史。
1968年1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举行中央全会，改革派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当选党中央第一书记，为国家带来短暂的自由气氛。七个多月后，苏联为主的华沙公约盟军越过边界，扑灭改变之火。估计有约80人在苏联军队入侵期间死亡，数百人受伤。此后，捷克斯洛伐克经历20年被占领的耻辱，直至1989年“天鹅绒革命”推翻共产主义政权，实现民主化。
走访布拉格的其中一站，是1968年曾经被苏联军队占领的捷克电台总部。65岁的捷克电台编辑主任Julie Stejskalová忆述，苏军入侵布拉格时，捷克电台向全国发出紧急广播，并呼吁市民冷静，切勿与苏联军人冲突，对减少人命伤亡起了很大作用。为了控制资讯传播，苏军很快便占领电台。
Julie当年只有15岁，和家人住在电台附近，家园受牵连遭烧毁。她形容，1968年之后，求变的希望被彻底打碎，国家进入了一个受压迫的时代。她皱起眉头说：“这是受屈辱的历史，但现今年轻人好像不太清楚1968年发生了什么。”
重现历史 呼唤记忆
老一辈捷克人对“布拉格之春”刻骨铭心，不过今年6月捷克一个非牟利组织的民调发现，许多捷克人对国家现代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时刻没有记忆，逾千名18至65岁受访者中，近四分之一不知道1968年发生了什么事，逾三分之一人表示未曾听过1948年“二月事件”，近半对1938年《慕尼黑协定》懵然不知，当中许多是年轻人。
为了让年轻人认识历史，捷克电台举行纪念音乐会，又制作特备节目，结合历史广播和亲历者访谈，连续广播13小时，重现历史一刻。在著名的温塞斯拉斯广场上，挤满了来听音乐会的人潮，有坐着轮椅的老婆婆，也有来凑热闹的年轻人，还有些父母带同孩子来到广场纪念碑前献花。1969年1月16日，布拉格查理大学学生帕拉赫（Jan Palach）在这里自焚，以死抗议苏联侵略，一出讲述帕拉赫成长经历的改编电影正在全国上映。Julie希望新一代能透过这类活动汲取历史教训，捍卫民主和自由，但双手拿着鲜花、对相机镜头摆出笑脸的孩子们，似乎不知帕拉赫是谁。
今天，捷克和斯洛伐克已一分为二。即使年轻一辈努力追溯，但始终不曾经历，上一辈口中的历史对他们来说面目模糊。在新的时代里，如何理解“布拉格之春”的意义？带着这些疑问，我来到捷克作家克里玛（Ivan Klíma）的家。
文学界在“布拉格之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关于捷克共产年代那段历史，外界多记得本为剧作家的前总统哈维尔（Václav Havel），或是著写《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笑忘书》的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克里玛的名字相对陌生，但在捷克，这位86岁老人却备受尊崇。
克里玛大半生与捷克的历史命脉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不畏强权，写下多篇批评共产政权的作品。他曾经出走，却不像米兰昆德拉那样流亡异国。正因为选择留下来，在许多捷克人心中，他的地位崇高。如今他与太太隐居布拉格郊区一座三层高小屋，过着退休生活，但对国家的现况依然关心。
书写民族命运
走进屋内，克里玛邀请我到书房倾谈，他背微驼，一头花白乱发，饱历风霜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留下的皱纹。书房四壁架上摆满书籍，有他写的书，也有别人的书，还收藏了共产政权时期地下出版的禁书。好奇地问他现在还有写书吗？他摇一摇头：“年纪大了，很少写作，平日每朝起床会做一些伸展运动，然后预备早餐，看看电视，或外出购物，最大兴趣是去森林采摘蘑菇。”他走到书架前，拿了一本关于蘑菇的书籍分享“哪个有毒、哪个季节适合采摘蘑菇”。
就这样，我们从生活日常聊起，慢慢地谈到这座城市的过去和现状。
克里玛人生中经历过两次极权统治。第一次在年少时，生于犹太家庭的他，二战期间曾被关在特雷津（Terezin）集中营三年多，直至1945年苏联解放集中营，他和家人侥幸活了下来。接下来是中年之后，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开展了由上而下的“布拉格之春”新气象，当时他担任文学杂志编辑，同时创作小说和剧本。他积极发表文章要求改革。和他一样透过文学来批判社会的捷克作家为数不少，例如瓦楚里克（Ludvík Vaculík）于同年6月发表《二千字宣言》，超过3万人签署支持，刺激了改革运动的发展。
克里玛在自传《我的疯狂世纪》（My Crazy Century）中披露，他曾经有两次逃走的机会。1968年苏联坦克入侵布拉格一刻，他与情人正在英国，妻子身处以色列，女儿和祖父母在布拉格。他本可以选择不回国，但国家被占领，自己却身在异地玩乐，感觉不好受，于是他想尽办法与妻子在维也纳会合，然后启程回国。翌年他应邀到美国密苏里大学当访问学者，完成课程后，还是选择回国，只因热爱自己的国家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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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26期《香港01》周报（2018年8月27日）《写在“布拉格之春”50周年 在捷克寻找共产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