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教育．二】政治化下的科目检讨　前线老师：须回归专业讨论

香港青年协会今年4月至5月对中学师生进行通识科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逾九成受访教师认为，通识科文凭试有效考核多角度分析能力，但只有六成多受访学生认同；另一有趣发现是，有接近两成学生表示，通识科无助训练思维。换言之，教的老师与学的学生，对通识科的认知存在差异。虽说不能单凭一项调查结果便把通识科“判死刑”，但该问的是，通识科在新学制下推行十多年，在老师眼中，现时的通识科真正要检讨的该是什么？

通识科可改变填鸭式教育？

当年有份力推通识教育科的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近日指，考试文化令通识科变质，变只为考高分，“变成八股”。在补习社做了三年通识科老师的Henry Law（人称威Sir），提到“日校补习化”的情况。他说，补习社常见的答题技巧天书，在日校也慢慢出现，日校老师要兼顾的是议题与考试技巧的平衡，不能过于着重一方。威Sir现在兼任日校教师，对补习社与教室之间的教学分别有切身体会：他以大规模传染病为例，日校老师会先播PowerPoint（简报），简介沙士、中东、寨卡各种疫病的起源，然后进行“翻转教室”或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课堂活动，让学生更容易了解不同持份者的立场，再操练考试题目，制造学习动机令学习能力有差异的学生可尽量对同一议题掌握基本背景资料。

补习社的操作则是，不用知道每个病的脉络，“一来便告诉学生有什么传染病例子，如何答好三条题目：因素、影响、评论题，还有一种是要答谁要负最多责任及建议题。当下次教到关于怪兽家长的其他课题，便不断loop（重复）这几种答题模式。”

几位受访老师不约而同提到今年通识卷一的一条数据题的提问字眼。威Sir直指，考评局怕被说成是八股文，所以将考题字眼出得“古灵精怪”，导致难倒考生的不是问题本身，而是对提问字眼的理解。

对于不少前线通识科老师来说，转变是梦魇，也是教“新”科最大的挑战。“不只议题有更新，连考评也有更新，课程又有更新，老师不断面对改变。”陈曦彤以今年试卷为例，卷一已没有考核学生的立场题目，但回头看2012年第一届的试卷，每个必答是都会考立场。“你是抽走了一个本来属于考评内必要的技能，学生不用做驳论已经可以夺星。这件事好不好呢？好的地方当然是学生不用担心自己的立场会影响分数，更加专注在如何利用资料……（但）在思考过程中没有代入感，整件事很疏离，变成了一个AO（政务主任）分析社会事件，这是否公民教育中的批判思考呢？这是要检讨的地方。”

既然如此，将通识科列为不考科目，或者不分等级，是否可解决过分操练的考试文化，让通识教育回归教学原意？学校通识科科主任吴壁坚大胆建议，将公开考试的评级改为合格或不合格，把IES（独立专题探究）的分数比重加大，令IES变为分辨学生水平的标准。

考思维还是考“吹水”？

最后是变成吹水，或者会有逻辑，但有没有实证支持呢？没有。这是流于论述恰当，但不是有理有节……所有事都会变成你观察所得──‘我看到是这样、我觉得是那样’。

一向以来，通识科有个别名叫“吹水科”。吴壁坚虽为通识科老师，也坦言“吹水”现象存在，美其名为“言之成理”，但学生对事物发表观点背后并没有实证支持。他举例指，在讨论禁止销售电子烟是否比宣传更能起阻吓作用时，“如果没有一个五年、六年的实证研究，是得不到哪个比较好的结论的。到最后是变成吹水，或者会有逻辑，但有没有实证支持呢？没有。这是流于论述恰当，但不是有理有节……所有事都会变成你观察所得──‘我看到是这样、我觉得是那样’。”

“通识教育科真正要分高低的，不是公开考试，而是IES。”吴壁坚与其他受访的前线老师抱持截然相反的看法，认为“学科性质不适合考试，但适合做研究”。他指出，IES的重要性在于能给予学生空间，对某项个人感兴趣的议题作深入研究，在既有的考试文化下，因为紧迫的公开试压力，学生不得不作答题操练，但IES能令学生以不同角度思考，令学生有广阔的思维。

这种以IES取代公开试的倡议，引来不少其他老师质疑，担心通识科的地位会因而下跌。有老师坦言，公开试的成绩影响一间学校的收生，在有限的校本资源下，假若该科非必考科目，校方自然会减少对科目投放的资源。翻查文件，教育局亦曾回应通识科转为选修科的建议，指有人关注通识教育科如果作出重大改变，将减弱学生明辨性思考和其他能力、收窄学生的知识基础、影响部分科目的学生人数以至教席的数目，故拒绝此项建议。

吴壁坚却反驳说，以为保持考试便能保持通识科地位的想法，是“要改的观念”，“香港由六七十年代开始有会考，整个教育制度是被考试主导的一个学制，大家都有迷思──不考试便等于不重视？便等于无用？这是迷思，但不是事实。”他表示，考评的重点只是由公开考试变为IES，如果通识科作为一个“新”科目，最后只用以中英数传统学科的思维去处理它，那么便无法突显通识科的特别之处，失去其特殊性。

内容重文轻理　乏科学元素

近年，教育界刮起了“STEM风”，各校纷纷投入推行科学教育的风潮中，由学如何处理电脑程式，到举办机械人大赛，五花八门。通识教育科在这股风潮之中，被批评为重文轻理，逆大势而行。科目的六个单元十二个议题中，牵涉到科学元素的只有两个：公共卫生、能源科技及环境。

赵永佳忆起最初设计通识科课程，承认“当年有些事情想得不足：在通识科所学的科学是什么呢？放什么进去呢？在里面如何体现科学？不管是课程，或者坊间专业的讨论，都做得不够”。他举例指，在公共卫生单元，所教的不是有多少种细菌，也不是细菌滋生繁殖的过程，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科学素养、一种科学精神。“通识不是一门专业知识的学科，也不是资料性的学科。”

“教育是培养廿一世纪的人才，令学生学习如何迎接廿一世纪的社会。”吴壁坚指着挂在学校墙面的大型横额，上面写着学校赢得了学界机械人大赛。他相信通识科本应能提供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让学生学习学科以外的知识，但碍于课程内容，难以实现──“当我们愈来愈讲科学、STEM的时候，人们开始质疑作为一个跨学科的通识教育，是否真的可承担到这个责任？如果教育局对通识科的定位是跨不同学习领域，但似乎现在可看到，它基本上是重社会议题，偏人文学科、偏社会学科的知识……跨学科不能纯跨地理中史，而要加上科学元素。”也碍于考试文化下的影响──“我强调的是，要撇除了公开考试的压力，公开考试到最后会令他们变成作答机器。”

没有规定的教科书

早前有媒体报道，通识教育科教科书内容惹人诟病，包括政治词汇不符史实及有立场偏颇的内容。教育局回复时表示，通识科涉及发展或转变中的议题讨论，净以传统课本为教学资源并非最理想的做法。

其实，通识科是否需要有规定的教科书一直是争议所在，不论是学界以内，还是学界以外。教育局与考评局在2013年，即通识教育科第二届考试后，推出了《通识教育科课程与评估资源套》，向老师提供各单元的教学重点。课程发展议会也就单元另出课程资源册，抽取约十个基本概念，提供教学方法建议。赵永佳以“权宜做法”来形容由课程发展议会所推出的资源套，因为这代表他们也认同老师需要一个专业的依据，然而，他们在应否列为官方文件这件事情上却步──“只由教育局订定，老师是否同意呢？未必，因为是未经咨询的情况下放进课程。”资源套最后便定位为只供教师参考的建议文件，表示老师可用可不用，可按自己需要决定教学内容。

片面讨论　无助补足学制缺憾

赵永佳提出很重要的一点是，日后若要全由官方制定规定的教学内容，要考虑的是，制定的工作由谁去做呢？如果是规定某一个概念必然要教，程序必须理性并有公信力，而这并不是简单的工作。他解释，制定一套官方的教材很困难，因为要在各个持份者中间取得平衡。再问得仔细点，哪部分会出现矛盾呢？他讲了这么一句：“（教）什么概念、为何是这些概念、是谁负责定这些概念？”

流于片面的讨论，无助补足学制的缺憾。通识教育科一路走来，为人争议的不独是被说得最多的政治化，最深层次的还是学科本身存在的既有问题，包括早前被报道的教科书失实。港府当年推行教育改革，目的之一是为学生融入廿一世纪的社会作好准备，令学生走上成功之路。

到了今天，教改是否达到这个目的？通识科的出现又有否令学生成为如教育局就教改的文件中所言的“独立思考者”？这些问题唯有深入讨论，才能令学生在教育制度内更好的装备未来，令“新”学制真正走出一条既新且对学生、社会有所裨益的道路。

上文节录自第121期《香港01》周报（2018年7月23日）《课程检讨上路　频现杂音　通识科如何回归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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