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教育．一】由千人选修变六万考生的核心科 缘何“弹”起？
刚刚过去的文凭试放榜，有状元力撑通识教育科的重要性。时间回到几个月前，有媒体放风指政府有意改革通识科，甚至有意变动其必修科地位。一向以来，通识科的存废备受争议，也是部分政治人物用以争取支持的工具。十多年前，三三四新高中学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取代原有的三二二三学制。伴随着新高中教改而来的，是首次列为必修科的通识教育科。通识教育从高考年代仅得不多于3%学生选修，晋身为人人必修必考，与中国语文、英国语文、数学并列的核心科目。通识教育科一直是三三四学制的风眼。十多年前，通识科缘何会成为新学制的四大核心科目之一？今天的争议声是针对通识科的本身，还是这十多年来的“异化”发展？
早前有媒体报道，教育局有意对通识科改革开绿灯，包括将通识由核心科转为选修科、只修不考、将七级评分改为只设“及格”和“不及格”，等等。翻查媒体报道，自通识科推行以来，批评声音从未停止过，有评论指科目课程内容过于政治化，令学生思想趋于激进；亦有人指科目推行十多年有“异化”倾向，令学生沦为只着重考试技巧的答题机器。
支持与反对一方各自表述，为通识科存废吵得面红耳赤，偏向争拗科目所延伸的政治影响，却非认真讨论最直接受科目影响的师生所面对的问题。且让我们由2005/06年新高中教改的目标，回看通识科成为新高中必修核心科目之一的原意，或许会为坊间对通识科的检讨方向，带来多少启发。
为何通识教育科在2005年的教改中成为必修科？翻查2005年由教育统筹局发出的《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学制——投资香港未来的行动方案》报告书，文件提到教改“有助提升所有学生的语文及数学能力，扩阔他们的知识基础，而且在批判性思考、独立学习和人际技巧方面的能力，均会得到改善；他们也有更多机会接受德育、公民教育、体育及艺术范畴的其他学习经历”。通识教育科在新高中课程担当一个独特的角色，能帮助学生理解不同学科的概念和知识，从多角度看事物，以及研究未能被某单一学科所涵盖的议题，例如个人成长和中国文化。
所有写在上面的（课程指引目的）都是真的，你可以认为（它）是‘真心胶’，但当时无人认为通识科不应该去做，因为（通识科）可配合到教育改革提倡的终生学习精神及愿景。
担任过课程发展议会—香港考试及评核局通识教育委员会主席的赵永佳，曾在接受其他媒体访问时说过，通识教育由开初时已盛载了太多期望，“所有写在上面的（课程指引目的）都是真的，你可以认为（它）是‘真心胶’，但当时无人认为通识科不应该去做，因为（通识科）可配合到教育改革提倡的终生学习精神及愿景。问题是，设计课程时有很多事情想放进课程内，但并没有考量到学生及老师的盛载能力，所以过去几年不停修正。”
2006年，香港教育学院曾就“中学教师对新高中学制意见”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近半教师支持三三四新学制改革的理念，但超过四成教师不同意通识教育科成为核心科目。现为香港教育大学社会学讲座教授的赵永佳多次强调，在讨论通识科列为新高中必修科时，没有人质疑过其目标，当时的争拗仅围绕着对新事物的恐惧，“我不觉得四成是一个大数目，因为是全新的学科，将其列为新高中的必修科目，全世界都没有（出现过）。当时有这些质疑是很正常的，大家会有意见，有anxiety（焦虑）……（怀疑它是否应该列为必修科？）是，所有事物，尤其是当那件事物是创新的，有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
泛民建制立场 十年互易
在赵永佳口中，通识科的“原罪”是“创新”，纵观全世界的高中学制，无前车可鉴，由旧学制转到新学制，要重新获得的除了国际社会对学制的认证，还有人们对学制的信心。前通识科教师周老师经历高考与文凭试两个学制，他也同意，当时整个香港大环境对通识科这新事物不熟悉，特别是老一辈，不明白通识教育所提倡的训练思考能力在廿一世纪的社会有什么帮助。
“一开始是泛民不喜欢，反而是建制力推，其实当时建制不推又怎会有这个科目出现呢？这是历史吊诡之处，当时反对的人现在支持，当时支持的现在有部分人出来反对。”赵永佳忆述通识科的发展进程，听起来有点讽刺可笑，也有点令人费解。
很多人以为只有建制派会批评通识教育科，其实不然。被视为亲泛民的教协也曾于2004年发表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逾八成受访老师赞成引入通识教育，但六成人指应列为选修科，赞成列必修科的不足两成。时任教协会长张文光也公开反对通识科必修必考，认为该科不是百宝袋，而教师的培训和装备又不足，仓促在2008年全面实施不可行。
本身是教协理事的陈曦彤没有亲身经历过当年的争议，但他坦言通识科是“千辛万苦花十年功夫去做……由零开始倾，现在是背负了过去十多年的努力，（科目）成功并获国际认证，为何要推倒它呢？那是说不通的”。
今时今日，泛民主派议员力保通识科，力指科目造就有独立思想的新一代，令社会更为美好；另一边厢，建制派连环发炮，从否定通识科的意义到倡议只修不考。在战场中，不仅有建制派议员出来抨击通识教育科，还有大学校长、智库组织，以及通识教育推手、前教育统筹局常任秘书长罗范椒芬等人。罗范椒芬曾经批评通识科“异化”，偏向研究政治议题。
对于“异化论”，看着通识科“大”的赵永佳又有何感？他顿了一顿说：“这是由于与他们开头所希望通识能够做到的不同。有些人认为是洗脑科，现在当然不是。我不会用这个角度去看，我们当初就知道（通识科）是新生事物，一直以来是向着它的目标去做。我不会在它身上套固定期望。”
他以STEM教育（即科学、科技、工程及数学合称）为例，以前香港不重视，但近年社会讲得多了，也就开始有人讨论将创新科技教育的元素加入通识科课程内。他强调，一个如此新的课程，不能一成不变，需要随着时代而有所转变，但均是向着科目的原有目标进发。
检讨方向须去政治化 回归专业讨论
谈到坊间近日因通识科改革，又再掀起的炽热讨论，赵永佳直指：“有些issue（问题）原本不是issue，有些是distracting（转移焦点）……社会上有不同意见，需要专业社群去回应，要有证据的”。他以行动证明这一句话，带头做过几次研究，一一击破外界对通识教育的各种误解，诸如读通识科令学生思想趋向激进？家境较为贫穷的学生读通识科比家境富裕的较“输蚀”？
不止赵永佳一人，受访的几位通识科老师在访问过程中，也常常提到“专业”二字。在他们口中的专业，是有节有理、回归学术本身而非扯到政治层面的讨论。陈曦彤是90后通识科老师，说起话来总让人感受到他有火， 有着身为教育工作者的一腔热血，对部分反对通识科的论点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不少人质疑通识科的必修科地位，陈曦彤对这种想法不以为然，“这件事在新高中一推行的时候已定下，如果取消，是将整个新高中、整个（学制的）国际认证‘一嘢撬起’。”国际对三三四学制的认证部分原因是通识科的存在，如果去掉通识科也就失去了新高中学制的某些元素。相反，社会若要检讨通识科，应从教学方法等入手，而非挑战其必修科的地位。
说到专业讨论，便关连到教育局、考评局与课程发展议会三方的通识检讨工作。回望2013年及2015年通识科初期、中期检讨，当中均对课程内容有所删减，如个人成长中的社会参与及对独立专题探究的内容、模式调整（上表）。然而，检讨结果一出，引来质疑指检讨工作属小修小改，无助改善该科既有问题。
赵永佳承认，这是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我们之前的中期检讨，做不到很大幅度的改动，因为一改要牵涉到很多学校、老师，要有充分的公众咨询，整个检讨只有一年多，所以做不了很大的改动。而今次如果真的要改，要做公众咨询。当时我们觉得不够时间去做检讨，所以你说小修小补，是真的，因为没有办法。如果在业界、专业社群里面没有共识，你勉强去做是不可以的，效果一定不理想。时间是一个问题，咨询是一个问题，专业讨论都不足，例如：我们是否应该找学者检视一下课程呢？这是另一项工作。”
上文节录自第121期《香港01》周报（2018年7月23日）《课程检讨上路 频现杂音 通识科如何回归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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