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窥探香港政治新生代的思想面貌──泛民篇

承接上文：

民主党吴思诺　演绎花木兰代父从军

29岁的吴思诺是已故双料议员吴明钦之女，去年初加入民主党，有人形容她加入政党参政，犹如花木兰代父从军。

吴明钦昔日曾在中学担任老师春风化雨，年纪轻轻的吴思诺亦如父亲一样执起教鞭，在港大法律学院担任兼职讲师，传业授道。加入民主党之初，她接受访问时说过，除了民主党，还考虑过加入公民党、工党，甚至香港众志。回顾在民主党的一年光景，在太子投身地区工作已逾半年，吴思诺深感当初选择民主党的决定是正确的，“当时加入民主党，是认为自己的理念较为温和及重视地区工作，民主党的确在‘做区’上很用心，手段亦比较温和，与我的想法较为贴近。”

01：近年中港矛盾愈演愈烈，你认为这矛盾的核心是什么？

吴：中港矛盾是极深层次的矛盾，对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人来说，最主要是制度和价值的不同，我们很重视和维护香港的核心价值，例如言论自由、法治，这是最根本的问题。不是说香港人不爱中国，我们也希望中国和香港一同进步，变得更加开放，但当看着中国在民主自由上的表现没有进步，反而一直后退、收紧，便更觉得香港的核心价值受到冲击。

如何纾缓持续紧张的中港关系？这个问题是需要解决的。当初一国两制的概念是假设内地经济发展会追上香港，北京会继续珍惜和守护香港的价值，逐步追上香港的步伐。问题在于一国两制在落实中变了形，内地专制色彩愈来愈重。“你想要社会如何发展，除了经济起飞外，是否要一同追求其他价值？”这是值得内地思考的问题。

01：香港的民主派应否把握与中央沟通的机会？还是与中联办等官方机构隔绝？

吴：《基本法》已列明中央官方机构不可以干预香港的事情，现在的问题是，背后有很多力量影响着香港政府施政，若大家（中央和香港）遵守当日承诺、互相尊重，还有沟通余地，但现时两者是不平等的，在这环境和关系之下很难沟通。过去数年，实在干预得太厉害，民主派不会相信，可在与中联办沟通的过程中争取民主。

2010年政改，当年大家（民主派、市民）对普选有一个真切的期望，认为很快会落实，而当年中联办的角色只是桥梁，所以，当时与中央是有讨论空间的。但从一国两制白皮书到人大“831”决定，北京对香港政改“落闸”，以后倘不收回，相信很难有讨论空间。

民协黄虹铭　“蓝血人”走揼石仔路线

现为见习律师的黄虹铭，自感与民协理念相近，两年前自荐帮冯检基助选，就此拥有了“民协人”身份，现在还担任被视为骨干的秘书长。冯检基在电视上说过的一句话，让他记忆犹新，明白到即使他“什么都不是，但仍有一对手、两个拳头尝试在改变社区”。

谈及与港府、中央的关系，黄虹铭希望中央会尊重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但坦言香港现在的“bargaining power”低，已错过争取双普选的最合适时机。

01：律师一直被视为带点“蓝血”，而民协却是走基层路线，你为何不投身公民党或民主党，反而选择加入民协？

黄：我在石硖尾长大，感受到民协“揼石仔”的方式，每一票都有血有汗。提起民协，大家都会想起冯检基，有人笑他不肯退下，有人批评他不合时宜，但不可忽略的是，在改变香港政治生态领域上，其中一页就是冯检基。

有一次，我与冯检基在台湾坐同一架电单车，他在车上告诉我“狮子搏兔”的故事，鼓励我努力“做区”。又有一次，我在电视听过冯检基说一句话，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做立法会议员有个大锥子帮市民争权益，当他不再是立法会议员，他还是一个区议员，可以用细锥帮市民争权益，而当他两样都不再是的时候，他还有一对手、两个拳头争取权益。现在我什么都不是，但仍有一对手、两个拳头尝试在改变社区。

近期从媒体看到林郑会与泛民大党有接触，民协是“Small Potato”（小人物），林郑暂未有接触我们。但会否接触我们不重要，若林郑愿意关注民协一直倡议的政策，如全民退保、房屋、㓥房政策等，那样就好。

民协不是走自决、港独路线。我明白现在多了年轻人可能会认为香港要自决或港独，但我仍相信会有年轻人坚持落实一国两制。以往泛民在游行时会唱歌，被批评没有作用，但不代表当中的理念错误。我承认香港现在的bargaining power低，已错过争取双普选的最合适时机，但希望中央仍会尊重香港，毋忘一国两制初衷，如果今日所实施的与昔日商定的不同，香港人只会对中央失望。

公民党郑文杰　相信买包米都是政治

2014年的占领运动，是不少人的政治启蒙，有人选择加入建制，有人选择成为民主派一员，他们大多由区议会起步，欲走进社区，为民发声。前立法会议员姚松炎空降到九龙西参加补选失利，为民主派在未来的选战敲起了警钟，除了11月的另一场立法会补选，2019年区议会是另一个更大的战场，各大政党正在密锣紧鼓部署选举工程。公民党的其中一位新人，是九龙东支部副主席郑文杰。现年27岁的郑文杰在大学实习时加入公民党，毕业后一直在党内担任社区发展主任，代表作是协助黄大仙天马苑居民对抗领展霸权，参与“救救天马苑”集会，静坐抗议。

01：为什么加入公民党？

郑：我在2013年大学实习时期加入公民党，当时没打算从政，但后来开始接触街坊，处理不同求助个案，发现不少家庭面对的苦况，是很难简单地透过政府部门求助，即使有社福机构想帮忙，但资源有限或架构上不容许，而我们也许出一封信或打个电话就可帮上忙，这样的工作令我觉得很有满足感。

作为一个读政治出身的人，我受到读过的一句孙中山说话影响。他说，所有事情都与政治有关。不论是民生、商业，即使买一包米或盐，都涉及政治。换言之，不论我从事什么工作，或多或少都碰到政治，从那时起，我便萌生留在这个界别的念头，看看可为社会带来什么改变。

公民党作为一个政党，有其路线和定位，但作为一个后生仔，是否一定同意党内每一个决定呢？我可以好肯定地说：一定不是。举个例子，当激进民主派或本土派在争取民主时出现了违法或过于暴力的行为，传统民主派往往会发声明，强调不接受暴力行为。但我认为，虽然政党有责任阐述立场，但毋须在短时间内回应，这会给予外界割席的观感。不过，作为党员，我还是很理解党内每一个决定。

01：你如何看待北京与香港的关系？

郑：从政治层面上来看，北京与香港难以分割。为何公民党会在一些议题，例如高铁一地两检上那么强硬呢？不是因为我们想对抗北京，而是有些香港的核心防线需要守护，按照《基本法》来行事。当北京对香港的打压愈来愈严重时，我们的反抗就更大，长久下去只会成为恶性循环。个人来说，我不反对年轻人往内地寻找机会，但要有相当的风险管理，因为中国不少政策仍是以“人治”方式执行。

上文节录自第120期《香港01》周报（2018年7月16日）《窥探香港政局未来脉搏　政治新生代的思想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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