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评】是枝裕和《小偷家族》　一次温柔的革命

撰文：萧少新

在部分日本国民，尤其右翼份子眼中，自《谁知赤子心》（2004）起，导演是枝裕和已非常“令人讨厌”。

今年，获誉为其集大成之作的《小偷家族》（下称《小》）扬威海外，是枝裕和却变成“卖国贼”，更有网民指他“抹黑日本”，是“日本之耻”。连每次有日本人扬威海外都会即时祝贺 （如男子花样滑冰奥运金牌得主羽生结弦和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爱“耀武扬威”的首相安倍晋三政府也一反常态，对《小》获奖冷处理。不过，日本民间却一于少理，电影在超过300个银幕放映，首两天入场人次已达35万，票房收入4.45亿日圆，预计《小》最终票房会逾30亿日圆，有望打破是枝自己的个人纪录 （《谁调换了我的父亲》总票房为32亿日圆）。

数度征战康城，是枝裕和终凭《小》夺康城影展最高荣誉金棕榈奖，对上一次日本电影获此项殊荣，已经要数到21年前今村昌平的《鳗鱼》了。纪录片导演出身的是枝裕和是影展常客，履历彪炳︰首部剧情片《幻之光》（1995）入围威尼斯影展、《那么远，这么近》（2001）和《谁知赤子心》（2004）先后入围康城影展。《谁知赤子心》的14岁男主角柳乐优弥更击败一众强敌，勇夺最佳男主角奖，也成为康城史上最年轻的影帝，《援胶女郎》（2009）再度入选康城；《谁调换了我的父亲》（2013）获康城影展评审团奖，《海街女孩日记》（2015）及《比海还深》（2016）再次进军康城。今次勇夺大奖，是枝裕和可算是守得云开了 （其实我最爱的是他的《奇迹》）。

挑战传统家庭价值观

是枝的电影有纪录片的细腻触觉，能精准捕捉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他的作品中导演仿佛缺席，镜头写实、细腻、平淡，有着浓厚的纪实和人文主义色彩，借此多次探讨血缘、相处时间和原生家庭的羁绊（血统）的关系。然而，在悠长平稳，慢慢流逝的镜头下，却隐含对日本传统家庭价值及政府制度的挑战和批判。

看看《小》的一家，全是日本最低端人口，不但生活质素低，而且“品格差劣”（有点像早前上映的《欢迎光临梦幻乐园》（The Florida Project）。爸爸（Lily Franky饰）是小偷，闲时教儿子偷鸡摸狗，向儿子灌输似是而非的价值观，妈妈（安藤樱饰）是政府新劳动法下的受害者，被雇主以“work share”（指雇员一起分担工作）为由裁掉，终日在家无所事事，婆婆（树木希林饰）就以情感勒索前夫女儿一家金钱度日，少女（松冈茉优饰）时常到夜店，隔着玻璃向外面的顾客性感“摇乳”（真是奇怪的职业），又让顾客睡大腿赚快钱，儿子（城桧吏饰）没书读，周围偷窃，也教捡回来的小妹妹（佐佐木光结饰）偷东西。

这东拼西凑的“家人”，靠骗政府的老人年金，作为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这向外输出国家丑陋一面的日本家庭，跟平时日本人展示的温文、守规矩、路不拾遗的形象大相迳庭，这正正刺中日本政府和右翼份子的神经。

批评“令社会制度败坏的人”

而最“过分”的，是电影中竟然没有一个角色被塑造成坏人（甚至有点可爱）。爸爸受工伤没有合理赔偿，妈妈被裁后也没有任何福利保障，与其说他们是寄生虫，其实更像一班被社会遗弃/遗忘的人；当日本经济急速发展，没有技能的他们却被时代遗留下来，除了偷呃拐骗，仿佛没有其他存活方式。

讽刺的是，当外人看到“贫贱家庭百事哀”，在是枝温婉的笔触下，角色们对困境却不以为然，日常生活中没有半点仇恨世界的情绪，也没有呼天抢地的悲哀，只有细水长流的相处 （没血缘但看来还很温馨）。正正是他们这种面对绝望的态度与现实的强烈反差，隐然勾起观众活在安逸的罪疚感，也对国家社会制度的弊漏发出深沉的控诉。这瞄准政权的几近直线抽击，都令日本政府十分尴尬。

其后，是枝的态度更令事件一再发酵。他推却文部科学省的祝贺邀请，表示电影与国家利益及政治靠拢，曾招致重大灾难。因此身为文化人，就算处于现时的和平时期，也希望与公权力保持距离。这无疑是向重面子，重形象的日本政府再掴一大个耳光。

《小》的创作缘起，有点像《谁知赤子心》，由是枝读到一宗关于子女隐瞒父母死亡而继续不正当领取政府年金的欺诈案而起，诱发是枝探究当事人的内在处境。他在访谈中曾表示：“每当有子女欺诈亡父亡母的年金，都会惹来舆论公审和公众抨击，但公众却轻易放过社会中更坏的人。”在他的电影中，不会对角色作道德批判，着重的最本质的问题︰什么样的社会，才迫使角色作这样的抉择？对无权者同情，对有权者批判，是枝口中社会上更坏的人，就是指“令社会制度败坏的人”。

漫不经心流露悲悯情怀

人有选择，才算有真正的自由，资本社会是残酷的，穷人生产力低，只会“享用”社会福利，因此往往被标签为寄生虫，失败者陷入绝望，是因为生命中没有选择，一切所谓“自主”，都是为势所迫。电影中稍为呈现自由意志的只有儿子，而他最后却无奈“选择”离开父亲，宁住孤儿院，也要告别以前无意义像寄生虫般的生活。

电影中有几场戏看得令人心碎：一家人探头到屋外，望着一片小小的天空“听”烟花，成为他们即兴的天伦之乐；不育的妈妈在拘留室内，被警察问“妈妈”的意义是什么（安藤樱令人肝肠寸断的演出非常出色）；电影尾段的一个镜头，小妹妹从阳台隙缝中看街景，在强行被收窄的视角中，她失去与小偷家族相处的自由和快乐。她虽然重返原来的家，却从此失去神采，失去灵魂了，随镜头慢慢拉远，她再深陷孤寂的轮回之中。

这些像漫不经心（实情很刻意），对弱势充满怜悯的每个画面，都不禁令活在繁华的观众去想，谁是元凶？谁扼杀了他们的生存抉择？而且，谁是帮凶？

获日本媒体誉为“新小津”的是枝，在访问中谈到自己没有刻意模仿小津安二郎隽永含蓄的风格，他的精神偶像只有台湾导演侯孝贤（话说有次侯孝贤在纸上写下“天若有情”四个字，这四个字就一直激发着是枝找寻生命的美好和人情）。

与坚卢治遥遥呼应

其实，他自觉更像英国左翼导演坚卢治（Ken Loach）。不过，他俩虽然都拥抱左翼思想，电影语言却不尽相同：怒火中烧的“坚叔”注重戏剧感染力，倾向用朴实无华的影像，粗犷猛烈，明刀明枪地炮轰僵化的制度（看《我，不低头》（I, Daniel Blake）的戏名多火爆）；而沉稳文静的是枝则常以平缓、留白的情节，制造反差强烈的情感冲击，悲悯来袭后，曲终人散，依然余音缭绕，久未消散。

然而， 如果艺术本身就是独立、挑衅，反抗主流，对抗建制，憎恶权贵的坚叔曾断然拒绝大英帝国勋章，理由是“大英帝国是剥削和征服的象征，以此名义授勋，我极之鄙视”，跟刻意与公权力保持距离的是枝，两位仁兄的理念和脾性，倒是惺惺相惜。坚叔有句名言︰“若你不愤怒，那你算是什么人？”（If you are not angry, what kind of person are you?）而是枝的散文集《宛如走路的速度》中也提到：“媒体都应该立志成为游牧民族，当即任务是从外部持续批判内部，让公民社会更成熟。我相信，那才是报道媒体该有的立场。”一个英国，一个日本，两位金棕榈得奖者，对拍电影这回事，都充满使命感。

将出任《十年》日本版监制

2020年日本将主办奥运了，可以预计官方形象工程会一浪接一浪，日本会向世人展示其经济和城市高度发达下的正面形象。然而，物质再丰富，再注重外表、包装和秩序，也掩盖不了日本人，尤其年轻一代的压抑、迷失，以及对天灾、核能源和未来社会失陷崩解的危机感。

且看日后，日本政府会否对扬威海外的艺术工作者（哪怕是挑衅性的），展示应有的气度。下一部，会是内容有关环保、老年人、科技等社会议题的《十年日本》吗？恰巧电影也是由“惹火”的是枝裕和担任监制。不过，可幸的是，日本政府毕竟是民选的，而且党国分离，国家不被自民党所骑劫。安倍晋三本人再小家，他也没有权擅自将《小》列为国家禁片，判是枝裕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上文节录自第120期《香港01》周报（2018年7月16日）《是枝裕和《小偷家族》　一次温柔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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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少新由电影看人、看家庭、看社会、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