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创业潮】科技再劲　敌不过骨子里的恐惧

伊朗人以热情好客而举世知名，我每日走在街上，总有男女老幼主动跟我打招呼，年轻一代更会要求合照、交换Instagram帐号，他们很乐意聊天，例如会告诉我当兵的遭遇、朋友请缨到叙利亚攻打伊斯兰国战死的伤痛、大骂特朗普是疯子……不过一谈到政治，还是相当谨慎。撰文：蔡传威

伊朗在1979年爆发革命，什叶派教士带领人民推翻亲美国王巴列维，令伊朗由世俗化国家变成神权的共和国，政府多年来实施高压管治，又成立革命卫队执行伊斯兰法规，负责维稳、监控异见者。漫画及电影《我在伊朗长大》便刻划了1980及1990年代伊朗的社会面貌。强硬派政府当权，禁止西方文化入侵，电视及报纸是官方宣传工具，近十年风靡全球的社交平台一律被禁，被当地人视为极权政府。

近年社会较以前开放，现时电脑及手机只要装VPN便能“翻墙”上网看被禁网页，市面又有卫星电视机顶盒出售，播放境外制作、尺度明显较宽松的波斯语节目。

逐步开放的社会　监控持续

德黑兰的年轻人Amir（化名）便向我说，鲁哈尼上场后社会确是比以前开放，几年前政府曾希望取缔卫星电视，派人强行入屋没收解码器，但根本禁之不绝，后来便索性不再禁；女人不能露手臂的规定，现在也没有强硬执法，“我估可能是政府对人愈管愈反叛，便取个平衡。”

话虽如此，但政府对人民的监控仍然持续，而且与时并进。Amir告诉我，他一名朋友曾在telegram（伊朗人普遍采用的通讯应用程式）群组提到反政府讯息，不久便收到电话警告，形容监控程度“几恐怖”。

2009年绿色革命的余波，令Amir谈起仍犹有余悸。绿色革命是2009年伊朗反对派指摘总统选举舞弊而发动的一场大型反政府示威，但最后演变为大规模镇压及搜捕，据报多人被囚禁及折磨，造成多人死伤。Amir说：“好多反对人士被带去监狱，被折磨，男的女的都被强奸，有人被杀亦有人失踪，有些家庭至今都不知仔女下落，连尸体也看不到。”他直言这些年来，很多人不敢再公开反政府，“我自己好害怕，我朋友在群组讲反政府的说话，我会要求对方不要讲，不要拖累我。”

女会计师：生活似在监狱

我在北部城市大不利兹（Tabriz），跟一名在大学读会计、但长期无正职的女士Shadi（化名）谈了很久。她直言伊朗无言论自由，无真正民主，“你不能乱说话，否则有人会拉你坐监。我们实际上是生活在监狱内。”她在旁的亲人不断叫她不要再谈，以免隔墙有耳。Shadi感慨1979年革命前，社会环境不错，“是个很美丽的国家，人们普遍比现在富裕，但现在什么都变得很差，生活都很苦，货币贬值，我完全看不到将来，非常悲观。”她举例，在大学里出色的学者一般都选择离开，去美国、德国、日本等先进国家寻求更好发展，不会再留在本国。她对哪个总统上场无大感觉，因为掌握实权的，仍只是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蔡传威资深传媒工作者，多年backpacker，以游历建构生活，相信旅行不止吃喝玩乐，文化历史人文风情更能满足心灵，渴求在旅游中灵光闪现。

上文节录自第104期《香港01》周报（2018年3月26日）《挣扎求变：禁不断的伊朗创业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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