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康复】监管只看数字遗祸大　社区服务规限中求突破

现时社会福利署辖下共有24间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下称精神健康中心），遍布全港18区，协助精神病康复者融入社区，并向公众推广关注精神健康。这些中心由非政府组织营运，早前申诉专员公署发表主动调查报告指，社署对各家精神健康中心的监管“重量不重质”，并且存在宣传不足、未把邻居纳入服务范围等问题。

为精神病康复者服务，是对人的工作，难以用个案数量、活动项目多寡来判断成效，社署的监管工作“重量不重质”，诚为本末倒置。另一方面，现行的制度设计，其实也规限了精神健康中心的社区工作，影响服务质素。

量化指标　损害以人为本宗旨

为满足服务指标，精神健康中心每年须举办一定数目的大型活动。按现时制度，精神健康中心受社署整笔过拨款资助，接受社署监察，遵守《津贴及服务协议》中订立的各项服务量指标；中心亦要定期向社署提交统计报告及自我评估报告，并接受预约评估探访或突击探访。服务量指标包括新个案人数、新会员人数、外展探访次数、面谈次数及社区联系活动次数等不同范畴，也因应服务单位的团队规模而按比例调节。虽然自2009年起，各中心的服务均达标，但现行评分准则侧重精神健康中心提供的康复者满意比率，却没包含所有服务对象在内，包括家人、照顾者及邻居等，无法全面反映服务使用者对服务质素的意见。

对此，前线工作人员各有应对方法。扶康会康晴天地是位于华富邨的精神健康中心，服务港岛南区及中区的居民，每年至少举办两场大型公众活动，包括嘉年华、讲座等推广精神健康。活动听起来形式化，当中如何实践“共融”理念，是推广是否成功的关键。“‘共融’的最重要元素是让（中心的）服务使用者出现，否则嘉年华便没有意思。”

扶康会助理总干事徐群燕说：“我们会让服务使用者做司仪，他们表演唱歌、演奏乐器等。当然不用标签他们是精神病康复者，让他们在社区出现，让公众知道他们也可以服务社区，能力得以体现出来，便已经是‘共融’。”

康晴天地社工李孟霙表示，他们筹备嘉年华时，还会联合附近的学校或长者中心，给予公众和康复者互动的机会，让他们一起讨论办什么活动，从而互相认识。“有中学生事后说：‘你不说我也不知他是康复者，他和我在巴士站排队时旁边那个人有何分别呢？’”李孟霙，认为具深度的活动，在于能提供平台，让众人一起做事，改变对方的想法。

工作繁重　难深入跟进个案

每间中心的人手编制按服务人口比例而定，以33万人口为一个标准规模的团队，人手为26人，包括17名社工、两名精神科护士、一名职业治疗师及六名支援人员。若社署以量为评估服务的准则，前线员工难以事事以质量考虑，对社区并非好事。

李孟霙表示，中心的社工一般每人同时负责约50个个案，另加一个大型长期项目，以及其他行政工作。她现时跟进的其中一个个案，也花了她不少时间建立关系。对方是一个患有抑郁症的妇女，情绪反复，有自杀念头。她起初不太愿意接触其他人，一星期只外出一次，李孟霙一直探访她，又建议她参加活动班，但有时即使她已报名，也不一定出席。李孟霙努力找一些她感兴趣的活动，后来跟她聊天多了，发现她喜欢动物，便让她参加救狗之家的义工活动。现时，这名妇女的自杀念头减少了，但仍要继续跟进。“她也知道家人关心她，但关心和理解是两回事。我们要做的是陪她们一起找出路，找到她认为有意义的事。”

社工要同时兼顾多项工作，也影响处理个案的深度。“其实个案数目没有最理想的数字，也难以和外国相比。我听闻其他中心有社工需要同时负责80至90个个案，我们的数字只是约为中位数。”现时社署并没有为个案比重订定标准，但一人负责80个个案，显然超出负荷。

“精神健康服务关注组”于2015年对在精神健康中心工作的社工、职业治疗师及护士等进行的调查显示，约一半受访者需要恒常处理50个以上的个案，当中包括严重及复杂的个案，受访者表示个案工作量多，又须兼顾其他活动，以致未能深入了解对象的需要。要同时处理70个或以上个案的比例约占两成，情况令人忧虑。另外，约八成半受访者认为社工不足够，需增加人手以应付服务需求。

土地问题困扰服务供应者

除了人手比例问题外，不少精神健康中心面对的会址问题迟迟未能解决。2010年，政府提出在全港各区设立中心，却没有提供会址。七年多后，永久会址问题仍影响多家中心的服务。

要落实永久会址，机构需过区议会，若要设立在屋邨，还要经过屋邨管理咨询委员会一环。目前全港24个精神健康中心，只有15个已有永久会址。不少中心曾在地区咨询遇上反对声音，最常提出的原因包括“精神病患者或康复者有暴力倾向”、“影响治安”等，反映公众对于精神病康复者的偏见仍存在。

扶康会助理总干事徐群燕表示，“我们中心是幸运的。”该会一直在南区提供服务，也有一座康复大楼，在华富邨又做了不少公众教育活动，因此当初申请在华富邨设立精神健康中心时，没有遇到很大的阻力。“当时的区议员欧立成是民选的，也不怕选票压力，跟我们一起去做地区咨询，支持我们。我们跟居民解释，我们来不是‘搅乱档’的，我们是一起建设社区，他们理解我们不做过夜的服务，接受程度也比较大。”徐群燕补充。

其他中心寻找会址却没有这么顺利。即使已有永久会址，假如地方太小，也会限制中心的发展及员工的精神健康。康晴天地的会址只有2,000呎，徐群燕说，本来会址应可达3,000呎，但当时他们想尽快落实会址，加上居民反对声音不大，故便先把中心设于现址。现时部分职员的办公位置十分狭窄，工作桌只有中学生书桌的大小，她直言环境太挤迫，希望能改善空间。部分同事面对工作个案等压力，加上空间狭小，有时只好离开工作间，出去放空一下。

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作为支援点，是市民与精神病康复者在社区中第一个接触，其服务质素非常影响发现及支援潜在个案的及时性，政府应改变监管机制，加入更多质化的指标，并主动跟进及巡查各中心的营运情况，确保市民及康复者得到更多即时及有效的支援。另一方面，各个营运单位在精神病康复者的领域服务经验、营运管理也不同，政府没有统一规划及监管，各区的服务不一，也难以确保有需要人士得到最适切的援助。

上文节录自第99期《香港01》周报（2018年2月12日）《 社署监管只看数字遗祸大　精神健康中心规限中求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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