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康复】政府冷待资源严重短缺　精神康复路阻且长

精神科医生欧阳国梁在这领域工作17年，近两年由医管局转为私人执业。他认为政府资源不足，令医生在药物治疗方面也未能做好，遑论心理治疗。“在公立医院，每一更门诊约四小时，虽然没有明确指引，但管理层要求每更为20至30位病人诊症，当中包括新症。我只能花约六分钟了解每人病情，并判断他们是否属于严重级别、要不要留院。”

六分钟诊症，相当于2008年公立医院普通科门诊的平均诊症时间。当年，面对社会质疑诊症时间过短，医管局委托香港中文大学进行为期两年的研究，建议合理的诊症时间。然而这份报告完成后石沉大海，从未公开。去年11月，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查询时，指医管局自2014年起规划新增普通科门诊服务，并以八分钟的诊症时间为基准；至于专科的诊症时间，局方只称“会因应病人的临床情况及复杂性而有所不同”，一般而言，诊治新症需时比旧症长。

政府于2015年公布全港精神健康普查，发现本港一般精神疾病（common mental disorder）的患病率为13.3%，推算全港700多万人口中，约100万人出现焦虑、抑郁等精神问题；严重精神病（severe mental disorder）患者，例如患思觉失调、躁郁症和严重抑郁症等，推算占人口比例也达2.5%，即近20万人。虽然普查显示精神病患病率不低，但求助率却只有至26%，可见精神病仍是社会中的禁忌。据食物及卫生局统计，2016年至2017年度医院管理局辖下医院及诊所的精神科病人数目逾24万，其中4.9万为严重精神病患者。

政府精神科医生负苛大　流失率高

数以十万计的精神病患求诊，早已令公院人手超负荷，2016年至2017年公院精神科医生流失率达6.4%，在各项专科中排第三。欧阳国梁慨叹，在公立医院体制下，不少精神科医生疲于奔命，最终唯有离开，他是其中一人。

单从诊症时间甚至比不上普通门诊来看，精神科医生面对的严峻压力可想而知。更何况精神病诊治本应是一项需要较多时间的工作。欧阳国梁指出，为精神科病人诊症，应该先和对方聊天，了解他们在工作、家庭、人际关系等各方面遇到的困难，然后才讨论症状。可是基于时间限制，公立医生难以做足这些步骤。

资深精神科医生王明烁在医管局工作逾30年，他也认为现时约六分钟的诊症时间不理想。虽然他会花约一小时在新症病人上，但剩下的三小时便要看逾20个病人，只能拉上补下。“和他们聊天，了解他们的状况，是要令他们觉得医生不只对‘病征’有兴趣，是对他整个人感兴趣、有意帮助他。”王明烁说，医生须给予病人机会诉说不快，即使这未必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但至少可让他们宣泄。

现时医管局七个联网的精神科门诊“稳定新症”轮候时间各异，由45至146星期不等（表），当中新界东最夸张，长达三年。在等候期间，原本病情稳定的也会恶化；而病人继续居于社区欠缺支援，也增加惨剧发生的机会。在这样的制度下，病人能否得到最佳治疗，实在成疑，而医生也无法跟进病人的“药物依从性”（即有否按指示服药）。

精神病药物具嗜睡、难以集中、流口水、手震和身体僵硬等副作用，病人即使离院，适应生活也不容易。若医生能密切跟进病人用药情况，当能更有效调节用药，助他们融入社区。现时医管局会安排精神科社康护士，社工或职业治疗师等担任“个案经理”，上门跟进病人用药情况，以及复康过程中的心理和适应问题。不过，社康护士与医生一样欠缺人手。

去年5月，时任食卫局长高永文指，每名社区精神科医疗专业人员（如精神科社康护士、社工等），平均同时照顾40至60名病人；2015年香港护士协会的调查也发现，精神科社康护士对病人的比率是1：55，相比起英美两国的个案经理比率，分别为1：21及1：29，香港的比例明显太高。

香港心理社会康复协会荣誉秘书黄光磊是已退休的精神科注册护士。他先是任职驻院护士20年，后转为社康护士工作17年。黄光磊指两个工作岗位的性质截然不同，“我们在医院里是主人，负责看管精神病人、照顾他们起居饮食，可以控制病患的生活模式；但到了社区，他们便是自己的主人。”他认为社康护士有两大作用，一是观察病人离院后的生活情况，帮助医生跟进；二是按病人所住社区的环境资源设计康复计划，例如病人需要消磨时间，就看看区内有没有图书馆、工场等，同时教导患者身边家人、邻居充当支援网。

黄光磊以他负责的一宗个案为例。他曾跟进一位病人，十多岁起患妄想症，觉得家人会在水和食物中下毒，“在家也不肯吃家人做的菜，坚持自己做饭，我很难和他建立关系。”病人最初服用的是第一代精神科药物，副作用较大，会令手脚僵硬、坐立不安，有时需要母亲陪伴在外行走一个小时，才能稳定下来。他的药物依从性不高，致病情愈来愈恶化，脑细胞也受到伤害，结果，20 多年来一直在医院和社区出出入入。到了病人40 多岁，黄光磊对他作社区跟进，由于二人曾在病房接触，他才不至于对黄光磊毫无信任。

医院一直未能为这位病人提供较少副作用的新一代药物，他的病情迟迟未见大改善。一直到黄光磊得悉他有一个快要升中的儿子，才出现突破。黄光磊经常和他谈“凑仔经”，建立朋友般的关系，才终成功说服他转到自己的社区覆诊。服用新药后，病人的药物依从性愈来愈好。三四年过去，病人情况才告稳定下来。

社康医护紧绌　政府反指人力过剩

以上个案反映，跟进严重精神病人需时甚长，但社康护士一般却要在同一时间照顾多达60名病人。然而，政府竟判定精神科护士人手已经过剩。去年食物及卫生局发布的《香港医疗人力规划和专业发展策略检讨报告》指，精神科护士于2016年已有94人属“过剩”，预计到了2030年，将会有623人、即16.1%精神科护士“过剩”。

做了17年社康护士的黄光磊认为，政府判定人手过剩，“关键是政府想要什么样的服务水平？若只求‘无镬爆’，那就非常简单，把病人都放到医院就行。”

2015年，医管局招聘的精神科护士减少，部分未觅得职位的毕业生批评开办课程的院校滥收学生，而院校则批评医管局不肯请人。医管局该年度接获186名应届毕业生求职，但该局首阶段仅聘用了69名精神科注册护士及7名登记护士。同年，香港护士协会公布调查指出人手不足问题，受访者的工作压力高达8.2分（10分为满分）。

港铁纵火案一周年之际，五个关注严重精神病患服务的组织联合呼吁政府，落实精神健康检讨委员会去年4月、即纵火案两个月后发表的检讨报告建议，包括在三至五年间，把个案经理与严重精神病患的比例降至1:40。身兼香港心理社会康复协会主席的精神科医生王明烁直指，当前政府不重视严重精神病患者，支援不足。他与其他关注者希望政府在本月底发表的财政预算中增拨资源应对。

培训人才需时，政府有必要尽快订下理想的社康护士对病人比例，宏观规划人手。现时负责培训精神科护士的院校主要为理工大学及公开大学，随着社会对精神科护士人力需求上升，公开大学在2015年的精神科注册护士课程收生人数，也由40人增至110人；不过，护士学士学位为五年制课程，而要从精神科护士转为社康护士，也要接受一至二年培训，包括100小时的课堂和16星期的实习。

康复之路固然并非只靠专业医疗人员便能轻易走过；然而，专业人员的资源规划却是必须做好的一环，唯其如此，精神病康复者才能再次融入社区，继续走康复路。

上文节录自第99期《香港01》周报（2018年2月12日）《 政府冷待资源严重短缺　精神康复　路阻且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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