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要改革．专访｜曾钰成十问香港：怎么可能不改革？

“你要采访的问题，其实我挣扎了一下。”香港第一大党民建联创党主席、立法会前主席曾钰成，受眼疾影响休养大半年后罕有开腔，就“香港要改革”这重大议题接受《香港01》专访。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早前首度要求香港深入领会三中全会精神、“锐意改革，主动作为”，但治港群体普遍未有直面改革议题，而曾钰成对此忧心忡忡，担心香港只懂跟风欢呼，未能借此反思自身不足。他根据三中全会《决定》抛出十个疑问，冀治港者们学习“自我革命”、做好“港人治港”：“之所以挣扎，是因为有些人不喜欢听，我也不想引起论战，但大家要认真想一想，香港怎么可能不改革？”

过去大半年，曾钰成相当低调，没有写文章，也不做访问。今年2月《基本法》第23条立法期间，他撰文关注“煽动意图罪”的打击面会否过大，却被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陈颖欣扣上“关键时刻造反”的帽子。曾钰成没有和后辈计较，但也淡出公众视线，因为他的左眼在接受角膜移植手术后出现感染，随后又进行两次玻璃体切除手术，还要持续滴眼药水、食口服药。几经折腾，视力仍然受到黑点干扰，阅读起来相当辛苦，干脆暂停相关事务。

“你要采访的问题，其实我挣扎了一下。”——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决定》，及后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藉会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时首次明确要求香港“通过改革实现更好发展”，并且希望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锐意改革，主动作为”；不过，治港者们普遍对“改革”二字讳莫如深，而仍在休养的曾钰成却答应受访详谈，但他也不是完全没有顾虑，毕竟曾被过度解读，所以需要挣扎。他一再强调，既无意破坏和谐气氛，也无意引起无谓论战，只是有些问题希望大家好好思考。

曾钰成的第一个问题是：当一阵风吹来，大家跟着欢呼叫好、盛赞伟大，但我们能否透彻理解三中全会《决定》的改革精神？有否认真想过应该如何贯彻落实到特区治理当中？——这阵“风”，是近年吹起的积极学习中央文件和领导讲话之风，从主要官员到各个政党都会热烈回应，最常见的就是从中撷取一些“国家好香港好”的字句，加以“感谢”和“支持”，再召开大大小小的研讨会，但能否深刻领会和落到实处，就见仁见智了。

那么，香港应该如何读懂三中全会的改革精神？曾钰成用两次层面去看待：首先，《决定》总结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经验，系统阐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具体部署未来五年涉及14个方面的改革任务——香港要为国家发挥独特角色和作用，就要清楚了解国家路向，才能准确准确自身使命；其次，《决定》并非全部直接适用于香港，但当中提出很多国家从“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再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理念，包括“为何”及“如何”不断完善上层建筑、解放生产关系、适应经济基础，都是了不起的值得借鉴的发展经验，更重要的是——“国家已经创造了经济奇迹，都要不停深化改革实现更好发展，香港呢？要不要发展？要不要改革？”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决定》第一部交代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曾钰成借着“三个面对”提出他的第二问：香港有没有面对这些风险挑战、发展需求和矛盾变化？国家面对这些压力觉得不改革不行，香港呢？“国际形势？哦，会过去的？也轮不到我们去做什么？科技发展？国家如此重视，香港还要揽住金融和地产？至于人民期待？我们充分掌握吗？我们的政策能够满足他们吗？需要改革吗？”

至于《决定》罗列的“指导思想”，曾钰成认为，诸如马克思列宁主义等，未必直接适用于香港，但一些价值追求，例如“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值得香港反思。这是他的第三问：香港讲不讲社会公平正义？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追求的公平正义有没有什么不同？我们现有的扶贫措施是否已经足够公平？目前的税收制度是否符合分配正义？老牌民主国家都在挣脱财富分配不公的困境，香港呢？

《决定》提出的“总目标”，衍生了曾钰成的第四问。“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如何配合国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进程？“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香港呢？我们需要怎样的经济体制？我们现在处于什么样的水平？怎样认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何做到“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的“有机结合”？资本主义制度也有多种模式，我们需要变吗？“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昔日香港的治理体系确实比较现代化，但当下的治理能力是否很高呢？中央总是肯定特区管治，但若问老百姓的看法，大家是否认同呢？

《决定》提到的诸多“原则”，对特区治理改革同样极具参考价值，这也带出了曾钰成的第五个问题：诸如“问题导向”、“守正创新”、“以人民为中心”等等原则，如今不少特区官员和议员都会挂在嘴边，但到底知不知道什么意思？国家对此有一套完成论述，具备科学内涵，而且不断透过实践检验真理，香港怎么能够只是说说而已？

事实上，《决定》提出的改革要务，正是坚持“问题导向”而不断寻找的解决方案。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他也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突出问题导向，著力解决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问题、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问题、有悖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问题”；因此，他一再要求官员必须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也就要善于发现问题、敢于承认问题、深入研究问题、精准把握问题，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

曾钰成再问：国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为了更好适应国内的主要矛盾变化，那么，香港应该怎样理解这个课题？我们的社会又面对着怎样的主要矛盾变化？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于这个表述，相信治港群体绝对不会陌生，但又难言完全明白什么意思。当中涉及两种转变：一是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转变，也就有了对腐败现象的不满，对收入分配的担忧，对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关注，对青山绿水和蓝天白云的渴求；二是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转变，造成了在践行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保等等价值观念的制约，直接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问题上。当习近平一再要求香港必须“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到底又是什么矛盾和问题？人民要求是否越来越高？经济发展是否越来越失衡？不同阶级之间的张力又是怎样的？

中央最早于2002年提醒香港必须正视结构性矛盾，而习近平则于2022年7月1日首次要求香港“积极稳妥推进改革”和“破除利益固化藩篱”，但在过去两年，治港群体鲜少提起这些关键词语。这也是曾钰成的第七问：按照习近平的讲话，之所以要“积极改革”和“破除藩篱”，是为了释放社会被压抑着、所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但是我们是否清楚“藩篱”在哪里？有否胆量将它们点出来？能否借此展现勇于改革的意愿？

可惜，治港者们都避谈“改革”和“藩篱”，即使夏宝龙在三中全会结束后藉见陈茂波时首次从“国家改革”延伸至“香港改革”，但特区政府和建制阵营似乎未能明确掌握有关要求，再次忽略“改革”二字。曾钰成也感到相当疑惑：香港怎么可能不说改革？是看不到改革的迫切性？是中央研判特区不宜回应改革？还是某个层级的官僚作祟刻意避谈改革？他没有答案，但不排除特区管治精英仍然有种因循倾向或路径依赖，以为只要萧规曹随就可继续保持繁荣，甚或强调香港仍然大有优势所以无需进行结构性的改革。

曾钰成认为，这种缺乏危机意识和长远规划的施政习惯，和港英殖民遗留的管治传统相关，公务员队伍擅于执行长官命令，却疏于自行作出政治判断，更加不太重视以调查研究为基础的科学决策。反观中央，2013年12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在中央层面设置专司改革工作的领导机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于2018年改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由习近平亲自挂帅，下设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与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同属一块牌子，持续就深改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可行建议。那么，香港若要改革，应否成立由行政长官领导的最高层级“改革委员会”？而特区政府辖下的特首政策组，又能否肩负研究香港如何改革的重任？

“关键在于特区政府的领导，如何看待这些研究工作？到底有多重视？”今年77岁的曾钰成，38岁出任培侨中学校长，45岁创办民主建港联盟（民建联），61岁成为立法会主席，69岁展开“香港愿景”研究计划，“当时希望总结‘一国两制’在港实践的经验，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双普选’、‘问责制’、主要官员产生办法等等问题进行研究，一开始也确实获得鼓励，但2019年过后，大家好像不太关注如何改善那些问题了。”

尽管从政经验相当丰富，但曾钰成不敢自诩专家，而是提出了第九问：“若要提出改革方案，需要一批对经济、社会、创科等领域有专业认识的人士进行深入研究，帮助特首思考设计。高官都是好人、叻人，但确实都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很多对于特区管治而言相当值得研究的改革，包括为何改、改什么、如何改，到底有没有在研究？”例如，2019年年底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到“完善中央对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任免制度和机制”，“这项工作进度如何？管治人才的选拔制度是怎样的？如何保证香港的治理能力和水平？”又如，2021年年底《“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明确以“双普选”作为特区民主发展的总目标，“目前的方案是否最好的选择？需否进行改革？”

中共能够下定决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关键在于敢于自我革命、冲破思想束缚，而“自我革命”正是《中共二十大报告》回答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循环的第二个答案——第一个曾于1945年由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对”中给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曾钰成由此带出第十个问题：我们的管治团队，能否说因为有了人民的监督，所以不会行差踏错？我暂时看不到有这样的作用，所以大家需要“自我革命”。问题是，如果治港者们觉得自己无风无浪就可完成任期，怎么会有“自我革命”的动力？

“我最担心的是，明知道有些深层次问题，却掩盖了，对香港没有长远愿景，只满足于解决眼前的烦恼，当有一天发现自己落后于形势，就很难追上了。”曾钰成语重心长地说：“如果我们要向中央、台湾、全世界证明‘港人治港’是非常成功的，就要争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