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康复】徘徊病院与社区之间　走过漫长跌碰之路

邝志辉是香港精神康复者联盟执委会主席，他因误信一间极端教会而患上精神病。“1995年那时，教会讲很多末世论，说神会回来，人类过不了2000年，世界会瘫痪。”他听从牧师的吩咐，喝双氧水，一日一滴，相信只要有足够的氧气便能修补身体损坏的地方、排清毒素。

他说：“那时隐约觉得事情不太对劲，但大概是聚会的气氛，大家都在讲一样的事，就会一起迷信牧师，而非圣经。”后来他常听到一些声音，嗅到气味，睡不着，觉得有人跟踪、要谋财害命。直至某天他和妻子的亲戚聊天，想合作做生意，亲戚却发现他说话不协调，谈着谈着，说了很多末世论、要回教会等，语无伦次。

药物影响工作生活

邝志辉记得他们大吵了起来，对方报了警。到醒来时，他已经在医院，一住便不知多少年，吃了无数的精神科药物，后来更多次在医院和社区间徘徊。

精神科药物的副作用不少，会令人嗜睡、流口水、手震等。部分病人会要求减低药物剂量，以回复正常生活，但会增加病发机会，须再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疗，来来回回，难以真正康复。

邝志辉对此深有体会。他离院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星光行做采购跟单员，工作了五年。药物令他嗜睡，他回到公司后会先躲在厕所睡15分钟，但过后仍然打瞌睡，无法专心。跟社工商量过后，他得以减药，可是一减药他就“跳掣”发病，再被送入精神病院，由于脑部再受损失去部分记忆，结果出院后他甚至没有回去领取工资。他后来加入了非牟利团体“香港精神康复者联盟”工作，联盟让他负责打电话，但他仍无法摆脱嗜睡问题。“那时我常常想睡觉，‘精盟’每次拍摄开会照片，都会拍到我睡着的模样。”

重回社区受歧视

多年来政府推动精神病人治疗“去院舍化”，希望病人得到社区及身边的人支援，更容易走康复路。然而，许多人对于精神病人居于自己的社区内仍有忌讳，不自觉的歧视令病人的康复路更难走，潜在患者亦难以突破心理关口，主动寻求支援。

邝志辉曾在中途宿舍生活，他指那段日子很规律，要负责清洁、洗碗，有助他学习自理及社交技能，过渡到社会。中途宿舍一般建于公屋最低层，康复者有机会每周外出，但邝志辉坦言，居住在楼上和附近的居民都有戒心，怕影响楼价和治安。

社区中的歧视仍然普遍，邝志辉曾和其他康复者一起到茶餐厅，侍应竟说︰“快啲畀呢班傻仔。”街坊都知道他们是康复者，他指其他人会“try your patience（测试你的耐性）”，令康复者难受，康复者要主动站起来“说不”，他们才会收敛。

现时邝志辉病情比较稳定，会在香港精神康复者联盟或教会做义工，也会去葵涌医院探望其他康复者。他是康复者当中比较敢言的一个，曾接受过数次媒体访问，但却觉得这是他被多次解雇的原因。

“他们不会说原因的，有一个雇主知道我是精神病康复者，也有一个不知道。但不要紧，他解雇我是他的损失，又不是我的问题。当时又不知道有平机会，没有去投诉。我想多做点教会的工作，做‘真人图书馆’，分享时带出生活的core values。现时很多人是为了生活而生活，不是为了让生命活得有价值。”

所谓“真人图书馆”，其实就是精神病康复者。公众“看书”时，可以了解康复者的故事，得知精神健康的重要，又可藉互动改变参加者对于精神病康复者的偏见。作为康复者这么多年，邝志辉没有对政府抱有很大的期望，反而更希望透过自己的力量，慢慢改变社会。

上文节录自第99期《香港01》周报（2018年2月12日）《 康复者自述：精神康复需要医生和社区细致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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