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搜查令覆核案　李柱铭等五人败诉　张达明指警须设机制防滥权

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前主席何俊仁及杨森等5名民主派人士，于去年被指参与未经批准集会被捕，警方于检取五人电话的两个月后，方向法院搜查电话申请手令，手令容许警方搜查电话内的“所有数码资料”，五人质疑手令容许搜查的范围过阔，入禀提出覆核并要求撤销有关手令。法官今天（20日）裁定李柱铭等人败诉，并须缴付讼费。
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接受查询时指出，是次法院的判决在一定程度上建基于法院对警方的信任，认为无须于手令之上硬性加上限制。张达明认为，警方须设机制和措施，防止警员滥用权力，例如容许律师代表监察搜查过程。

法院判决基于对警方的信任

代表李柱铭等五人的资深大律师彭耀鸿表示，是次手令容许搜查的范围过阔，可搜查手机中的“所有数码资料”，认为手令中应列明搜查的界线，例如被搜查资料涉及的期限。

法官在判辞中指出，正因手机的功能广泛，或会遭罪犯用作非法通讯，手机内储存的数码资料，亦可能成为证明他们曾参与犯罪行的有力证据，不过强调面临这新科技的挑战下，法庭需保障市民的私隐，特别在无手令下取阅他人手机内容，更是要谨慎处理。

法庭续指，若警方需查阅疑犯的手机资料，必须先取得手令，并要在合适环境下进行，除非会严重影响调查，否则必须知会受查人士，以保障搜查不至于无任何限制，惟要求警方列明所有搜查内容详列于手令，实际操作上有一定困难。法官强调，警方获取手令并不代表他们能任意查阅，他们在检取资料时必须合理，故若有些程式或档案他们不应查阅，亦应列明在手令上。

张达明认为，是次法院的判决在一定程度上建基于法院对警方的信任，形容法院现时与警方是“讲个信字”，无须于手令之上硬性加上限制，但同时亦不代表警方可以随便搜查与案件不相关的内容。张达明指，法院没有著墨于警方有否机制阻止警员滥用手令，亦没有处理申请人申请法律保密特权的问题，为是次判决“留下尾巴”。

张达明认为，警方须设机制和措施，防止警员滥用权力，例如可参考警方搜屋的程序，容许律师代表监察搜查过程，若律师当场发现有争议，可代表当事人即刻提出要求终止。

警申请手令搜查警总　借此查黄之锋、周庭等手机

警方搜查被捕人数码资料内容的案件也早有先例；其中黄之锋、周庭及林朗彦被指去年“6.21”参与包围警总，被控煽惑、组织和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共3罪，警方分别于去年9月3日、10月2日、10月31日及11月6日向裁判官申请手令，要求搜查湾仔总察总部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内所有电子内容，借此查看黄之锋和周庭被警方检聚、存放于警总的手机。二人早前入禀，要求法庭裁定所有警方透过手令获取的资料均属非法，并要求警方归还手机，案件仍在审理当中。

另一宗案件是岑永根案，岑永根等民阵5名成员在2014年7月1日的游行被捕，并遭警方没收手机，查阅手机内的资料，质疑警方做法侵犯市民私隐，提出司法覆核。高等法院于2017年就案件颁判词时提到，法庭需在保障私隐及执法之间取得平衡，指智能手机存有大量个人资料，认为警方若非在紧急情况，必须先取手令，才可查看市民手机的内容。

警方不服裁决并提出上诉，上诉庭于今年四月裁定警务处上诉得直，不过在判词说明，警方只能在紧急和手机仍未自动上锁的情况，才能在没有取得法庭手令下查阅手机，同时必须合符4项条件，方能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