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沈旭晖：谈“移民”并无意义　吁港人勿恐惧、共渡大时代

用“国际关系学者”，似乎不足以概括沈旭晖的身份。既是学者，又是KOL，又是生意人，有好一段时间，他被视为中间派、面面俱圆的标志人物。修例风波发生前，他接受《大公报》访问鼓励青年去大湾区创业；但元朗7.21袭击后，他受访指中间派再无空间，自此经常在社交网、YouTube发表批判政府的评论。
香港过去一年的社会乱局，改变整个社会结构和面貌，“港区国安法”本周刚通过，社会强烈震荡无可避免，政局揭开新一页，“移民”一如预期再度成为热搜词。身处多元社会和剧变时代，透过沈旭晖的访谈，或能了解相当部分传统中产菁英的看法。
沈旭晖表示，作为一个本身对政治无甚兴趣的人，之所以会踊跃发表意见，因为感受到香港过去十年，有些一直相信的核心价值受到破坏，底线被越过，不希望香港出现一些极为恶劣的情况；对于移民，他认为谈这个话题并无意义，寄语香港人不需要有一些不必要的恐惧，堕入某些人的圈套，而是如常生活、储存实力，助香港共渡大时代。个人而言，周游列国的他，未来反而会有更多时间留在香港，更加以香港为家。

由对政治无兴趣　到“2012年之变”

沈旭晖在本地舆论界的知名度，始于约十年前起在报章、网上发表文章。但他认为，自己并不算热衷于本地时政，“我本身不是一个时事评论员，或者会触碰政治的人，对政治没有什么兴趣。”他指，真正令他发现香港将出现重大变化的，是2012年特首选举。

“当时的特首选举，令我想起很多什么是香港的核心价值，诸如此类（的问题）。（选举）结果大家都知道，当时我也认为，香港未来将会很不一样。一个以前讲求菁英共识政治的model（模式），不会再回来。取而代之是一种比较confrontation（对抗）的model（模式）。过去十年（的发展）的确正正是这样。”

沈旭晖解释，在他成长的时代，政治会相对“responsive”（有反应），他和很多一般人所理解的中产、传统菁英，遇到一些事情看不过眼，会先和政府、建制内部沟通，谈不来才会有联署之类的活动，都是相当温和，彼此间也会建立一定的信任。

“每一次的行动，我们都会‘扣很多血’。因为我们在体制内有一定的位置，机构大多都不喜欢我们表太多态。每一次都要用很多时间去justify（解释）。”但终究，即使政制不民主，以前的政府也会听取民意，当民意很清晰地反对某件事，政府是不会强来，公众会觉得“连佢哋（菁英阶层）都出声”，政府总会回应，民间也会觉得未至于没有商量余地。

“人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沈旭晖指自2012年后，这种有倾有讲的政治秩序一去不返，政府倾向以对抗取代共识。“到了2019年，这种情况严重到不能回头。”沈旭晖所指的，正是《逃犯条例》修订风波。他认为在条例争议过程中，本来有不少机会可和平处理，但大家会发现已用尽所有体制内的沟通方式，仍是无果。再加上，过去一年发生的事情，香港对立的情况空前严重。

基于这些背景，沈旭晖表示自己和身边的中产、传统菁英，有一些底线被越过：“其实我们身边很多人所要的，不一定是一些很政治性的事物，而是一些核心价值，不希望一些免于恐惧的自由被丧失。如果我们下一代都无法自由想事物、表述意见，这是越过我们的底线，特别是当我们自己都成为家长时。”

沈旭晖指，有几个情况非常不想在日后的香港见到，包括社会充斥文革式批斗、互相笃灰告发、各行各业弥漫互不信任和猜疑的气氛，他形容为“相当违反人性”的情况；又或连一个小小的饰物都可以引来骂战。“香港过去几十年赖以成功的小政府大市场，是包括一个有互信的公民社会。”他指，香港天然资源不多，最大的资产就是人才，港人的特性就是既重视法治规矩，又保留一定的灵活弹性，未至于太官僚。守规则令我们的金融体系可靠，保留弹性令我们比新加坡更有优势。如果这些优势被扼杀掉，香港就再没有竞争力和可持续性。

“人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变的是社会客观环境，令人觉得再不发声，就会去到一个不能接受的地步。”自2012年开始不吐不快的沈旭晖如是说，所以外界指他变得积极发声是“转軚”，他并不能完全同意。“没有人想做一些会令自己很麻烦的事，但香港过去一年发生的事，以我理解，是超越了许多中产和传统菁英的底线。

谈移民并无意义　“恐惧才是中计”

自去年6月后，本港政局动荡不休，今年5月中央决定订立国安法的消息出炉，香港政局更是迎来一个全新局面。民主派阵营内随之兴起一的说法：在“移民、顺民、暴民”之间，应如何抉择？

沈旭晖觉得“移民”的讨论并无意义。

“我很不希望社会的反应，是歇斯底里的恐慌。”他指，如果香港人是担心主权的母体（即中国）法治状况欠佳，这种恐惧不会始于今日，即使未有国安法前都存在，一直都有。“我有一些朋友，在内地做研究时，因为某些事件被‘约谈’，这些事情并不罕见。”

他提到：“大家之所以有恐慌，是因为有uncertainty（不确定性），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想像，去加剧忧虑感。但这正正是政府所希望做到的，如果每个人都有一种白色恐怖，连给个like都不敢，那是很不健康。”他举例指：“即使是冷战期间的铁幕国家如波兰、匈牙利，当时的人都未有如此恐慌，你现在已怕到那个地步，其实这是counter-productive（适得其反），这是跟著对方的剧本走，但agenda（议程）是应该由自己控制。”

或会住在香港更长时间　永远视香港为家

“我认同每个人都应该有不同的back-up plan（后备计划），也很认同人生不同的地方都有base（根据地），特别是2012年后我会刻意找其他地方建立根据地，如新加坡、台湾。我从来也不是一个长住香港的人，但经过过去一年的事，我们对这地方的感情会深厚很多，这不是移民可以解决，反而可能会住在香港长一点时间，当然我也会经常飞来飞去。但我认为不应该去到一个放弃的地步，见到这种uncertainty，就完全不在这个地方住，彻底放弃。”他指，“家”并不是一个地域概念，而是思想上的认同感，站在这一个角度，他永远视香港为家。

寄语港人建立本土经济、重塑香港

再进一步想，沈旭晖预期香港未来两年会进入一个管治模式重构的阶段，“威权管治会成为主旋律”。然而他表示不会过于悲观：“任何制度推倒重来，过渡期一定是痛苦的。两年之后香港会是如何，无人知道，因为这牵涉有什么势力参与建构这个新系统。所以这两年会是一个很混乱的过渡，我们会看见一些很不想见到的东西。”不过他认为，在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口，香港人都要思考未来需要的制度是怎样。

沈旭晖希望，港人于这段时间内，尽可能由基本做起，建立本土经济，提升自身经济实力；即使是在海外的港人，也可以通过建立实业。“如果很多香港人都有这个（经济）能力，大家总体的实力自然会提升”。这也呼应前文他对移民的看法：“我们以前所说的移民，就是去外地退休，事业就等于dead-end（走到尽头）。”他相信，这对于日后的香港可以带来非常重要的贡献。

至于这种“储存实力”的想法，是否代表日后另有目标？沈旭晖重申，对政治没有兴趣。“较功利的人，想的就会是选举、夺权、斗争，这是今日香港环境下，很多人会想的东西，但其实那（政治）是一片泥泞，也没有建设性。”他指，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是一个“eco-system”（生态系统），一个可以妥善分配资源、运作畅顺的环境。“这个生态系统的贡献，远远大过一些拗来拗去，但通常没有好结果的纯政治争议。”

最后，他寄语香港人：“我会希望香港人在这个大时代的转折关头──过去一年大家都会有一种命运共同体的感觉。共同体是应该共患难、共富贵，不应该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有太多不必要的恐惧。我相信大家在任何的岗位，大家都应该继续去defend（守护）我们的地方，如果你连这个希望都没有了，人生就会是只剩下物质层的生物，那我们都不想成为这个样子，所以希望大家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