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政府抗疫的死穴 前心战室骨干:在于“三C”失败
武汉新型肺炎影响下,本港市面气氛惨淡,口罩供不应求,近日更出现恐慌性的抢购食物和日用品,彭博社评论文章形容,香港已出现部分“失败国度”(Failed state)的征兆。
前新闻统筹专员、曾荫权年代政府“心战室”成员何安达接受《香港01》记者访问表示,在处理疫情技巧上,林郑政府至少在三个“C”上犯了错误或不足,包括command(控制力)、credibility(可信度)、compassion(同情心/同理心),结果不能安抚民心,继续失分。
他又透露,曾荫权任特首的年代,政府早就研究过大型传染病检疫设施,甚至得到部分酒店业人士的同意借出场地,但今届政府像完全没有考虑过一般,直接宣布在民居附近设检疫设施,令自己在舆论战上更陷入被动。
▼疫症下的香港 不正常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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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政府无力掌握局势 行政实务“唔打得”
何安达于2006年至2012年期间,为曾荫权特首办的新闻统筹专员,被视为政府的“政治化妆师”,是心战室的重要一员。他指出,衡量政府处理危机表现,一般看重三个“C”,即:command(控制力),是指政府是否能掌握具体情况、执行力有多强;credibility(可信度),是指政府公信力;compassion(同情心/同理心),是指让市民觉得政府关心他们状况,而非只著重官僚程序。
先谈控制力。何安达举例指,近日口罩短缺,有长者因无法购得口罩徬徨无助地哭起来,有区议员和商店好心尝试派发,但往往出现秩序问题,最需要口罩的人反而拿不到口罩,“见到这种情况,政府和民政事务署早就应该介入。”
何认为,现时许多公共服务都停摆,政府理应有足够人手,如利用民政事务处,和最了解区务的区议员合作,将口罩直接送到有需要的老人家手上。政府连这个都做不到,令人感到执行力太低:“有些人经常说,特首‘好打得’,这些行政实务应该是她的强项吧,但大家都看见,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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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代数据不清不楚 忆曾荫权应对猪流感有条有理
至于可信度,何安达指出,政府的最大问题,是在某些关键问题的对外回应上,令人觉得很难信任。例如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理应对疫情相关事宜最“熟书”,但在大众开始关注武汉肺炎时,她答不上政府现有的口罩数目,又指入境人数是保安局的事情,自己不清楚:“当(政府官员)最基本的事实都掌握不到,我们如何信你?”
口罩分配又是另一个问题,何安达指,政务司司长张建宗1月30日下午见记者时,表示将有800万口罩供港,以及约有2,400万个仍在安排中,换言之将至少有3,200万个口罩流入市面。但最后这些口罩去向如何,何时到港、分给多少间商户、是否先分给医护人员、如何分发,政府没有跟进,交代不到细节,给不到凭据让市民相信政府。
何安达忆述2009年猪流感期间的情况,他明白每次疫情情况都有不同,但有一点是任何政府都会面对的,就是不同部门会交上不同的资讯、数字。他指当时曾荫权见资讯混乱,自行乘夜工作到凌晨4时,弄了一个模板给各部门,叫他们报告时按照最新资料,仔细地更新数字、运作的情况,那就一目了然,清楚自己需要向市民交代什么。
但从现届政府近日应对口罩的口径,何安达相信政府这个工序没有做好,现时市民连口罩何时、有多少已到港,从哪里订,到港后如何分配、会派去哪里,都不知详情:“其实这些细节很重要。相信不会有人要求政府解决所有问题,但起码你能告诉我实况,市民才能有所预算,现在市民是连怎样安排之后的计划都不知道,每日只能斗早去排队(买口罩)。”
张建宗9次提“开会” 何安达:市民是要你解决问题
“同情心”方面,何安达指最重要是让市民觉得政府“有心做”,尝试解决问题。他举例指,张建宗1月30日见记者期间,至少提过9次“政府正在/会继续开会”,但何安达认为:“市民不是要你开会。”何安达分析,官员想带出的效果是令人觉得他们“很忙,在做很多事”,但由于政府交不出具体的计划,市民反而会觉得政府“整个心思都在尝试解释自己没有做漏、没有做错,不是有心去解决问题”。
另一个例子,何安达提到特首林郑月娥应对医护罢工时,只懂批评对方“激烈手段不会得逞”,失去了很多调和矛盾的可能。他认为,即使林郑决定不封关,都有责任去面对医护、沉住气解释原因,而不是摆出对抗姿态,连见面谈判都不肯。
“你(林郑)又不肯和他们(医护)会面,说这问题是有关医管局,让他们内部处理。听到这些,医务人员肯定火上加油,一般市民听到后想一想,也会觉得火滚。别人要求的是关口管制措施严格一点,这怎可能是医管局能做到?别人的诉求是对准关口,是特区政府才做到的事,你竟然推给医管局?”所以何安达相信,林郑应对医护罢工的态度,会令人觉得她并无诚意解决问题:“就算你做不到(封关),你起码都听一次他们的诉求,让他们骂一次,让他们出出气,也会有点帮助,怎会未听就说做不到?”
十年前已联络酒店业借地作隔离设施
今次疫情期间,检疫设施的选址因接近民居,引起民间激烈抗议。林郑月娥于上周记者会期间,表示由于检疫设施供应紧张,希望地区人士“不要再反对”。
何安达忆述,2009年曾荫权检讨处理猪流感安排的不足,其中一个结论就是隔离设施不够,如果再有大型疫症,政府要事先物色地点。当时曾荫权曾经联络一些酒店东主,对方同意借出场地作隔离,但工作人员由政府自行提供。征用邮轮、征用军营,当时政府内部也有人提过,有充足讨论,不明白为何现届政府要重新问一次,而且突如其来宣布接近民居的地点,又不解释其他远离民居选项为何不可行,地区人士当然会很大反应。
何安达慨叹,政府失去了一个挽回民心的好机会:“未发生疫情前,所有问责官员民望已经极低,在这件事(疫情)上如果政府做得好些,是可以拿回很多分数,但现在不但没有,而是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