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L案】郑若骅还是梁卓然主导案件成谜.....律政司回复：不评论

前特首梁振英收取澳大利亚公司UGL五千万元一案，律政司上月决定不起诉梁振英，惟律政司未有咨询外界独立法律意见，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因此背上“黑箱作业”的指控。
2014年10月，时任司长袁国强为免可能产生任何偏颇和不当影响的印象，已授权时任刑事检控专员杨家雄处理案件，包括在日后若有需要时考虑及决定应否向任何涉案人士作出检控。梁卓然于2017年11月接任专员一职，郑若骅亦于2018年1月接任司长。到底检控权是否承继于新专员手中，还是郑若骅手上，郑至今仍未解答，律政司接受《香港01》查询时以司法覆核案件进行当中，不作评论。
翻查资料，许仕仁一案中，检控权两度易手，两次均有对外宣布，实为惯例，惟律政司是次未有按过往惯例公开有关资料。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认为，梁振英案广受公众关注，他认为律政司应交代检控权谁属的问题，否则市民不会信服，亦无法把公义彰显于人前。

袁国强5年前把检控权授权予梁卓然

根据政府对外发布的新闻稿，有市民于2014年10月9日向廉政公署投诉梁振英收取5千万一事，向廉政公署投诉。律政司在当日下午六时发声明，指司长袁国强为免可能产生任何偏颇和不当影响的印象，在信纳杨家雄与涉案人士没有关连后，已授权刑事检控专员处理案件，包括在日后若有需要时考虑及决定应否向任何涉案人士作出检控；又指在考虑所有相关情况后，基于公众利益，应向社会表明律政司将会如何处理相关事宜。

随著梁卓然于2017年11月接任专员一职，郑若骅亦于2018年1月接任司长，检控权有否仍留在专员继任人之手，至今仍未公布。律政司于2018年12月12日公布不检控梁振英的决定，当中没有列明是谁人作出决定，整段声明仅称“律政司”作为个体。

2018年12月26日，郑若骅首次回应事件，被问到决定是律政司内部决定，还是他个人的决定，她回应称是律政司内部的操作，“尤其是讨论任何一个案件，是绝对保密。”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在昨天（16日）的立法会会议上，就检控权是否易手一事，质问郑若骅，郑若骅亦未有正面回应。

直至昨晚，律政司表明不会回应有关检控权的问题，律政司回应指由于《香港01》时亦由于有人已就该案件不作检控的相关决定向法院提出司法覆核许可申请，律政司现不宜作任何评论，以免影响司法程序。 

许仕仁案、戴耀廷案　折射交代检控权转换乃惯例

惟根据过往律政司过往处理重要案件的惯例，一向均会对外公开检控权“易手”的消息。例如在前政务司司长许仕元一案中，检控权两度易手，时任律政司司长黄仁龙于2012年3月表示，律政司有既定机制确保检控决定公平公正，一般而言，如个案性质敏感，将检控决定交由刑事检控专员作出或寻求独立大律师意见，或两者并行，都是可以考虑及曾经采用的处理方法，为了可能产生偏颇和不当影响的印象，把检控权交予时任刑事检控专员薛伟成手中。

2012年7月，袁国强随梁班子上任律政司司长。2013年9月9日，杨家雄接任刑事检控专员。同年10月18日，律政司公布，由于杨家雄在私人执业期间，曾就案件提供法律意见，同时袁国强本人与涉案人士没有关连，因此他较早前已决定恢复行使处理该案的权力。

“占中九子”案与许仕仁案的做法同时相似，2014年12月3日，“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向警方自首，律政司即日发声明，指由于时任司长袁国强和时任专员杨家雄均认识戴耀廷多年，并为香港大学法律系同学，为免可能产生任何偏颇和不当影响的印象，已授权梁卓然处理该案件，包括在日后有需要时考虑及决定应否作出检控。

由此上述两例可见，或检控权有所转换，政府均有开诚布公向公众交代，成为律政司一个惯例。

张达明：司法覆核并非理由

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认为，梁振英案广受公众关注，他认为无论检控权有否易手，律政司应向公众作出交代此问题，否则在律政司未有咨询独立法律意见的情况下，市民不会信服律政司的决定，无法把公义彰显于人前。对于律政司以司法覆核进行当中作为不回复的借口，张达明认为，司法覆核只是借口，并非理由。

资深大律师、行会成员汤家骅则认为，并不知悉律政司内部的授权程序，不知道司长是否授权予刑事检控专员后必需“完全唔理”案件，或完全不能参与最终检控的决定。他又表示尊重律政司以司法覆核为由不公开案件资料，不过强调公开多些资料，可释除公众疑虑。

陈淑庄批郑再一次不按惯例行事

陈淑庄批评，律政司以司法覆核为由不公开资料是不知所谓，又批评郑若骅是“法治天敌”，她直指从许仕元案和戴耀廷案两例中可见，公开交代转换检控权的决定属惯例，批评郑若骅继不按律政司惯例咨询独立法律意见后，再一次不按惯例行事，“一单案件，就破坏成个律政司公开、透明嘅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