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香港马克思主义者已死？　长毛、施永青如是说……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武器”的中国共产党在内地高调纪念。在香港，马克思主义给人的印象，似乎总是计划经济、财产公有制甚至60年代内地的人民公社，这个几乎每年都被评为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的城市，与马克思主义看似格格不入。不过，香港确也有过一群高调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至今仍活跃于公众的视野当中，大家可能在惯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桎梏中遗忘了他们。
《香港01》专访了长毛梁国雄、中原地产创办人施永青、街工立法会议员梁耀忠。他们都曾在70年代参与社运组织“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同盟（革马盟）”，投入了青春与血汗。晃眼40年过去，组织早已消亡，他们仍是马克思主义者吗？当年的马克思主义想像，对他们后来的人生又有多大影响？马克思主义对香港来说，又是否毫不相干呢？

香港马克思主义者已死？

经济学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曾盛赞香港的经济自由，而香港的经济繁荣，有赖于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香港资本主义的胜利，是否标志著马克思主义已死呢？身处中环新世界大厦22楼办公室的中原地产创办人施永青接受《香港01》专访时并不认同。

施永青说，“苏联解体之后，很多人相信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说，以为那是历史的终结，我就觉得资本主义都有很多问题存在……我觉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成立的。”他认为，《资本论》中所洞悉的最大问题——剥削与分配不公依然存在，“劳动才是创造这个世界，纯粹资本是不会增值的的嘛。”；“分配不公平又造成资金没办法变成需求，赚钱落在少数人手里，少数有钱人花来花去，都是那叠钞票面头那几张，一大堆钱没有花掉，那些钱不会变成社会新的需求，经济就无法持续发展，积聚下来的钱，又无法流出去实体经济，产能过剩的实体经济回报越来越低，结果就搞啲衍生工具，等同赌博，才就造成金融海啸，所有资本主义的问题，社会问题又好，经济问题又好，都是分配不公衍生出来的。”

对于资本的寻租行为，身为帮助无数人买楼致富的中原地产创办人，施永青却嗤之以鼻，认为“买楼收租”是不劳而获，“有啲人教仔女，最好的投资就是投资买楼，但净系卖出买入，学唔到嘢，亦唔可以替社会增值，这个是没出息的行为，如果我只是教子女收租，洗乜惊传承问题？教佢收租容乜易，好容易做的工作来的嘛，但你要营运公司，又有市场推广问题、人事问题、生产成本问题，要识好多嘢，买楼收租有咩学？冇乜贡献，搭顺风车咋嘛。”

长毛则说，现时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的周期越来越短，“几乎每10年就一次，资本主义无法解决它自身和人类的问题”；“你先要知道资本甚么，资本是要不断增值的，为了增值还要不断夺取别人的劳动成果和自然资源，去化公为私，这个制度是否可以永存呢？他造成的贫富悬殊等等祸害如何解决呢？”

不过，长毛也承认，现在看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很难成功，“你已经宣称胜利的那些事，它后来竟然堕落了，被推翻了。历史解释上，你首先要解释，苏联到中共，再到北韩，它们算社会主义吗？”他解释，托派对苏联的分析是，俄国革命建立公有制是正确的，错的是不民主，“所以要用政治革命去解决苏联和中国的问题……是要在生产关系里，踢走那些官僚。”

歧路中追梦？　施永青：我某程度上在实践　长毛叹路难走

今时今日的施永青，手上已习惯掌握资本，多于宣讲革命。他说，自己经营中原，是要从财富“首次分配”上解决问题，“左翼政党都主张二次分配，靠政府收税，但功劳都被政客拿走；而政府也不懂分配，不懂鼓励努力的人，让生产失去动力，政府又要养许多公务员，行政成本很高。”

施永青表示，他在中原地产实施“333制”, 即职工、股东、公司发展各分利润三成，称要让劳动者同样分享成果；又认为，如果自己方法有效增进生产力，其他公司也会效法，他称之为借用了“达尔文主义”的方法，“如果呢种草生长得好，迟早整个草原都生遍呢种草。”

然而，资本家如何肯放弃自己手上资本的增值，而换取整个生产机构的增值呢？年逾七十的地产代理大亨两颗眼珠仍转得飞快，“所以他们（泛民）经常说恶法，最大的恶法其实是公司法，公司的决策管理由股东选出董事会把持。有出息就不应该满足于争取最低工资和每几年又一次票的政治民主。”那实现政治民主，难道不是实现经济民主的先决条件吗？施永青却说，事情并非只是“政治问题”，而是先要解决“理念问题”。他始终牢记年轻时所读过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大师海耶克（Friedrich Hayek）对社会主义的批评，“认为只有一条必由之路，那是致命的自负”，如果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正确，那必须让正确的理念，在竞争中不断修正。施永青又说，自己在中原实施“无为而治”，亦是下放管理权的表现，让劳动者自己掌握自己的工作，并自诩“某程度上算是在实践马克思主义，我都是想解决工作和生活异化的问题。”

至于长毛，对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却严格许多，他依旧相信托洛茨基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失败是，他描述的天堂没出现，这也是托洛茨基后期说的，资本主义已经烂熟了，但问题不是资本主义不够烂，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危机。”

头发花白当的梁国雄感叹，托派的要求，是职业革命家，“你除了糊口之外，其他的时间都放在里面，所以很难挨，按照托派的学说来说，我不参加托派的组织，已经不是一个托派，因为它一定要参加一个革命的先锋党，当年革马盟是这样的，所以就很辛苦，你挨不了多久。”

而要在香港推广马克思主义，则更难，长毛说，“你现在问香港人，香港的资本主义不好，那是否要社会主义啊，他说是，那是否要毛泽东那套？你要回答，那事情就很复杂，要从俄国革命说到现在，为何革命政权会堕落，会反而变成资本主义，问题就在这里了。”长毛感叹，现在就连自己身边，社民连的年轻成员，也未必会细读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更不要说百多年前思想家们的原作。

访问临完结时，长毛微微发福地挺著肚皮前的捷·古华拉起身，从书架上利索地抽出几本讲述托派思想的书，包括《托洛茨基提供另类的出路》、《第四国际文选》等，要借给记者，“班𡃁仔都唔睇㗎啦，摆系到都系摆。”当中也包括梁国雄心爱的《双山回忆录》，那是中国老托派王凡西艰苦坚持革命的故事。记者告诉梁国雄，关于革命历练，施永青读的是另一本前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该书是中国内地供中学生学习的官方读物）。“哦，主角叫保尔那本，那是个虚构的”，长毛淡淡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