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施永青、长毛、梁耀忠 共事到决裂 一切源于马克思主义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武器”的中国共产党在内地高调纪念。在香港，马克思主义给人的印象，似乎总是计划经济、财产公有制甚至60年代内地的人民公社，这个几乎每年都被评为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的城市，与马克思主义看似格格不入。不过，香港确也有过一群高调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至今仍活跃于公众的视野当中，大家可能在惯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桎梏中遗忘了他们。
《香港01》专访了长毛梁国雄、中原地产创办人施永青、街工立法会议员梁耀忠。他们都曾在70年代参与社运组织“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同盟（革马盟）”，投入了青春与血汗。晃眼40年过去，组织早已消亡，三个性格截然不同的青年，当初到底如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为何会加入同一个组织？最后，又为何会分道扬镳呢？
梁耀忠、施永青、梁耀忠三人的交集是在革马盟，一个由托派（洛茨基主义者）建立的组织。他们自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以此与他们口中“堕落的无产阶级政权”，信奉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苏联、中国分道扬镳。相对于苏共和中共，他们也自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工人阶级跨国界不断革命，最终实现工人民主自治，包括无产阶级内部的多党制和普选。岁月总是与人开玩笑，三个后来各自走上不同人生路途的少年，当年却是抱著同一个理想。
全球社会运动浪潮中的三个少年
早在革马盟成立前的60年代，全世界都正值躁动岁月，各种社运运动在那时爆发，除了常与近期法国“黄背心运动”相提并论的“五月风暴”，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等也如火如荼。
至于当年的香港，三人之中最年长的施永青才上小学，50、60年代已开始在父亲宿舍与年轻左派工人混在一起，不时阅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列宁著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等左派刊物，从而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
“当时社会不公道，自己住处如红番区，警察穿著军装都够胆在赌档公开收钱，觉得社会好黑暗、贫富悬殊，街上不时看到弃婴，觉得社会不应该是这样。”施永青说，虽然对当时十一、二岁的他来说，这些刊物算是艰深，但“当你有兴趣（改变社会）的时候，几深嘅你都会去啃。”
日子飞返到六七暴动的风火岁月，已读中学的施永青也在校园和街头参加左派活动，“掟砖、追打警察”自不可少，“见到与防暴队对峙，有人掷石头，就一起掷，见到冲！就趁防暴队少的时候，哇，就冲过去，追那个帮办追到他入后楼梯，都继续用物件丢佢，（如果）畀人拉到，不得了。”甚至他加入了“反英抗暴斗争委员会”，成了“官津补私”学校的代表，在校内拉标语布条，“用香烛设计了一个定时装置，摆好布条，一炷香时间，绑布条的绳就烧断，布条从学校楼顶整幅展开。”西装笔挺的施永青说起这段往事，还是眉飞色舞，尽管当时许多同学都因参与左派活动被抓。施永青不敢说当年是“革命热情”，“对社会不满吧，应该算是发泄。”
同一天空下，比“老施”年轻7岁的“长毛”回忆，当年自己也是“毛派”，“我妈系工联会嘛，佢梗系讲俾我听啦，又睇下毛语录，我本毛语录都仲喺度。”不过，1971年被毛泽东钦点为接班人的林彪被指叛逃，并在蒙古坠机，却令少年梁国雄对新中国的期盼，也一同坠落，“先话刘少奇系叛徒，转头毛嘅亲密战友林彪又瓜埋，件事真系好令我怀疑毛泽东搞紧乜嘢。”长毛说，对毛的不信任，后来演变成彭述之等中国老托派与无政府主义者在《70年代》双周刊的笔战，这令不少受全球社运浪潮余波冲击的香港年轻人，有机会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
同样被《70年代》影响的，还有梁耀忠。1973年赴英留学时，梁认识了后来同是“革马盟”成员、创办《70年代》的岑建勋，也认识了当时在英港人成立的托派组织“复醒社”。不过梁耀忠至今仍说自己有愧于说自己是一个托派或马克思主义者，“年轻时确实觉得𠮶种精神几好，但只系参与咗好短一段时间。”当时革马盟对本土议题的某些主张，现在看来也相当前卫，包括尽快结束殖民统治，由港人自决前途，梁耀忠回忆道。
金禧事件“长毛”、“老施”相识 从“不断革命”到政、商分道的二重奏
而梁国雄与施永青的真正相遇，要到1970中后期的金禧事件。施永青说，六七暴动后，他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思想流派的探索没有停止，其中对他影响较深的，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狄托（Tito）政敌吉拉斯（Milovan Đilas）讲述共产党问题的著作《新阶级》。同时中国大陆的经济衰败和文革，也让施永青意识到“毛左”并非他想要的答案。
机缘巧合下，施永青经朋友介绍结识了一些托派朋友，当年轰动一时的“金禧事件”他也有参与，且与长毛梁国雄相遇。他形容，当时梁国雄和一些托派人士，组织教师员工抗议，同时也发展托派的支持者。曾在左夜校担任教师的施永青，则被相中，在革马盟的马克思主义研讨会上讲课，“那时说的课程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差别，那时我记得在西环圣安多尼堂，就是借教会的地方来做马克思主义的培训。”
办读书会除了宣讲思想，其实也是一种无奈。长毛说，“除了实践之外，你就只有从思想上寻求解脱，找志同道合的人讨论，现在有facebook，当时我们要面对面，我是这样认识老施的。”不过，长毛说起施永青教的“马克思主义”，语气略带不屑，“佢啲嘢边度得，佢学毛派嘅嘛……我好多都系自己睇书学，我上过佢堂，佢讲𠮶啲嘢，唔代表我啲概念系由佢到得嚟。”他说，对他影响最深的，反而是老托派王凡西的自传《双山回忆录》。
金禧事件之后，施永青在一个烧烤派对上告知长毛，他会搞生意。长毛形容，“老施”虽然老成，但纯品，相信他当时并未想过要发财，作为老友，也只能支持。“老施”生意上轨道后，亦未忘记仍在社运圈的长毛，不时接济对方，“我还是觉得资本主义有许多问题，有人和他唱对台戏，也是好事。”不但生活费，有时施永青在某些议题上认同长毛，亦或略施援手作活动经费。
80年代的长毛，仍自称革马盟成员，在电视节目接受访问。而两人真正决裂要到长毛2000年参选立法会，施永青说起此事不住摇头，“你点会著住捷·古华拉入议会？捷·古华拉最憎议会”；“我支持你，唔系支持你走入建制啊嘛。”当年施永青在报章撰文，借鲁迅《娜拉出走之后》讽刺旧战友，如“女权主义者出走之后，只能做鸡”，意指“长毛放弃革命，走入建制是一种堕落”；“写咗之后佢嬲死我啦。”从此二人少有私交。
施永青从商到长毛从政这一段时间里，离开革马盟的梁耀忠，加入由同是革马盟成员刘山青创立，以教育劳工及提升劳工的社会意识为目标的“新青学社”。他担任导师数年，到1985年，就比长毛更早走入议会，当选1985年首届葵涌区议员，随后街工成立。他说，创立街工及对劳工议题的关怀，多少亦缘于早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及参加托派组织的际遇，但如今，他已不敢自称“马克思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