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翻地覆的标准时间

“Temporal uniformity is still incomplete — some states and creeds do not describe the year we live in as 2015”——《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Time 1870 - 1950》

跟对象约定时间、坐车、见面，一连串动作似乎不花气力，但前提是彼此的时钟没有差异，否则约半天也约不到。我们一直视之为理所当然的标准时间，其实出现仅100年多一点。 19世纪80年代末，英国、德国和美国等国家陆续颁布全国标准时间，从此全球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历史系教授Vanessa Oyle去年底出版的新作《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Time 1870-1950》纪录的正是这一过程。

以前没有标准时间，原因是不需要。那时各城镇都以各自的日晷仪调节时间，相距20公里的城镇可能有20分钟时差。但当19世纪中期火车发展渐见成熟，客人和货物能于一日内横跨数百公里、面对那些日出日落时间明显有别的地方，火车司机、工程师、乘客无不感到困惑。

当高速集体运输普及，地球忽然变小。铁路公司、政客、工程师等相信将时钟和日历统一，有助提升生活水平、提高效率，甚至能达至国富民强。

当远行和沟通更易，侵略的野心也日渐变大。德国正是工业革命、铁路发展和时间标准化的其中一个受惠者，要为大量的工业产品寻找出口地，为天然资源寻找便宜的货源，欧洲列强踏上争夺殖民地的最后一哩路。而时间有没有定下标准，亦成为西方国家厘定“其他”地区如亚洲、南美洲等是否“文明”的其中一个标准。

宏观政治外，时间亦成为生活中平民百姓必争之地。19世纪后期工业兴盛，劳资双方问始就工时和休息的分配拉锯，并从此衍生“如何有效管理时间作为一种资源”的意识。对在“落后国家”通商的欧洲商人来说，当地人日入而息，代表懒惰和不擅时间管理。当国家之间的竞争日盛，这些地区的知识分子和改革派亦跟随此西方口径，阿拉伯的知识分子在黎巴嫩等地就提倡标准时间，作为东方赶上西方文明的其中一项措施。

过往150年左右，时间由主要靠日出月落定义的自然概念，变成由人手和机械决定的社会、政治概念。Vanessa Oyle笔下的这一趟社会科学版“时间简史”，提醒我们看似中性的时间，其实不过于200多年前在右被“发明”，看似自然却实质人为地改变宏观历史以及个人生活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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