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13岁女童遭诱拐卖淫嫖客14人竟包括地方官员　依强奸罪判刑

湖南省新化县一名年仅13岁的女童李晓霞自2023年起遭人诱拐卖淫，与她发生关系的人数高达14人，其中包括乡人大副主席等3名地方官员，事发后女童父母痛苦不已，女童也难以重返学校更多次逃家，他的父亲也忧心她未来如何在社会生存。

据了解，8名成年被告人中，有3名为公职人员，通过联络案发时年仅17岁的刘某某达成卖淫嫖娼约定后与李晓霞发生性关系。涉案的三名公职人员均被开除公职，其中一名是乡镇人大副主席，已被双开。

13岁女孩被未成年男子引诱卖淫

李晓霞的父亲李冬说，他是突然发现女儿遭遇的事情的。他回忆，2023年7月下旬，正值学校放暑假。7月25日凌晨，李冬突然听到“咚”的关门声音，他发现门没关紧，到女儿房间查看时发现，李晓霞不见了。

失联当晚，李冬立马出门寻找，次日上午也未果。李晓霞的妈妈吴敏（化名）向当地警方报警，经调取周围监控，暂时没有获取有效线索。

直到失联的第三天下午，李晓霞通过社交平台私信了她妈妈，称需要一些钱给朋友买生日蛋糕。同时，吴敏从李晓霞口中得知她在一同学家中，但李冬赶往李晓霞透露的地点时，没有看到李晓霞。

李冬越发焦急，最终通过反复询问过生日的同学，才得知女儿在当地某宾馆里。“当时看了一些手机聊天资讯，我感觉事情不对劲了。”李冬说，他和朋友马上赶到女儿所在宾馆。在进房间前，李冬向辖区派出所报警，警察随即也来了到宾馆。

“我真的想动手了。”李冬说，他的情绪很激动，当时看到她和一名陌生男子待在一起，“这个是嫖客”。

事发当晚，李晓霞被带到医院检查，陌生男子曾某某被带到派出所问话。李晓霞的案件立即转为刑事案件，当地刑侦大队进行调查，多名犯罪嫌疑人陆续传唤到案。

在录口供过程中，李冬才知道女儿被性侵不是第一回了。早在三个多月前，李晓霞便被辍学无业的刘某某强奸、引诱卖淫。

刘某某于2006年7月出生，初中肄业，案发时年仅17岁。经审理查明，2023年4月左右，被告人刘某某得知李晓霞与多人发生过性关系，萌生想与李晓霞发生性关系且带其卖淫赚钱的想法。当年4月22日下午，刘某某通过QQ联络李晓霞发生了一次性关系。此后，刘某某又与李晓霞发生过两次性关系。

刘某某与李晓霞取得联络后，他立即安排李晓霞卖淫。相关一审刑事判决书显示，2023年4月22日晚，被告人廖某某与刘某某达成卖淫嫖娼约定后，与李晓霞在当地某宾馆内发生性关系。2024年，新化县法院作出判决，廖某某因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

除廖某某外，还有7名成年人通过刘某某介绍进行嫖娼，对李晓霞进行了强奸。据一审刑事判决书披露，在公安机关查获此案件前，共查明龚昊东、罗伟、王泽宇等7名嫖客，刘某某获利9500元。在此期间，李晓霞表达不愿意卖淫时，刘某某以分钱或谎称是最后一单为由多次哄骗、纠缠李晓霞继续卖淫，并指使李晓霞的男朋友罗某某将李晓霞约出来，再带其卖淫等。

嫖客辩称：被害女童刻意隐瞒年龄

龚昊东、罗伟、王泽宇、肖某、刘某某（2）、曾某某、曾某等7人的辩护人提出的综合辩护意见之一是，被害人刻意隐瞒年龄且自愿发生性关系，存在重大过错。

但根据中国刑法及2023年6月1日实施的《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相关规定，知道或应当知道对方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而实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

对于不满12周岁的被害人实施奸淫等性侵行为的，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对于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受害人，从其身体发育状况、言谈举止、衣著特征、生活作息规律等观察可能是幼女，而实施奸淫等性侵行为的，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

根据户籍资讯、出生证明、医院接诊记录等资讯，李晓霞被侵害时是已满13周岁不满14周岁的幼女。

新化县法院认为，被害人李晓霞系不满14周岁的幼女，缺乏认知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需要特殊保护，其刻意隐瞒年龄的行为不属于刑法上的过错。故对辩护人提出的上述辩解意见不予采纳。

最终，2024年5月20日，新化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刘某某因犯引诱幼女卖淫罪、强奸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9年2个月；龚昊东、罗伟、王泽宇、曾某、肖某、刘某某（2）、曾某某7人，均犯强奸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4年2个月、3年6个月、3年4个月、4年6个月、3年2个月、4年4个月、3年2个月。

三名公职人员被判刑 被害女童被多次强奸

令李冬没想到的是，本案中，有3名公职人员对其女儿进行了强奸。据新化县检察院出具的起诉书，龚昊东、罗伟、王泽宇作案时分别系新化县油溪乡人大副主席、新化县审计局工作人员、新化县交通局工作人员。

近日，澎湃新闻从新化县权威人士处获悉，王泽宇已经被开除公职，龚昊东、罗伟被开除公职、党籍。

至案发时，龚昊东当选油溪乡人大副主席不过半年多的时间。据新化县政府官网2022年11月10日消息，11月9日，油溪乡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召开，1991年出生的龚昊东满票当选为乡人大副主席。

据一审刑事判决书，经审理查明，2023年6月1日晚上，被告人龚昊东联络刘某某达成卖淫嫖娼约定，与李晓霞发生了一次性关系。同年6月27日，龚昊东与王泽宇、肖某玩时，向王泽宇两人推荐加了刘某某微信，三人之后均实施了犯罪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龚昊东、罗伟都是通过社交软体“陌陌”与刘某某聊天后，再加为微信好友。此前，被告人廖某某也是同样的方式认识刘某某。

李晓霞遭遇的侵犯远不止于此。李冬说，在2023年4月、6月、7月份，还有同校的学生对其女儿进行了强奸。

据一审刑事判决书披露，共6名被告人是在校学生，作案时均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在共同犯罪中，6被告人均起主要作用，均系主犯。与此同时，还有3名罪犯作案时才13岁。

一审法院新化法院认为，根据6名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秉著对未成年人犯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及对未成年被告人和未成年被害人进行双向保护的政策......且考虑到六被告人均有悔罪表现，没有犯罪危险，依法对6被告人宣告缓刑。

综上，2024年5月20日，新化法院作出一审判决，6名被告人均犯强奸罪，其中判处2名被告人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1名被告人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2名被告人有期徒刑3年、缓刑4个月；1名被告人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6个月。

被害人父亲：女儿曾经担任班干部，不明白为何这样

李晓霞是家中长女，一直在父母身边长大，家里还有一个妹妹、弟弟。李冬坦言，他在新化县做一些小生意，平常比较忙，孩子们主要是妻子吴敏照顾。但因家庭矛盾，他和吴敏在2022年10月分居了。此后，三个孩子才由他照顾生活、学习。

案发至今，李冬始终想不明白女儿为何会变成这样。李冬说，此前并未发现有异常行为。在上初中之前，李晓霞成绩比较好，还担任过班干部。

李晓霞在陈述证明时提到，她在学校读初一，在校初二学生罗某某等人邀请她出去玩时，她答应见面交往，并错误地认为男女之间交往有性的需求。另外，她的内心也希望结交一些高年级的学生获得保护。

案发后，在当地有关部门协调下，将李晓霞转学。但上了一学期后，李晓霞开始找借口不想上学。李冬坦言，女儿李晓霞当时处于非常厌学的状态，据老师反映，李晓霞玩手机、打游戏。“我几乎天天往学校跑。”

勉强上学一年后，在今年暑假期间，李晓霞多次离家出走。最近一次是今年9月份，李冬完全无法联络上李晓霞，只好报警，向当地政法委有关领导反映此事。最后，通过手机定位，他和警察、班主任一行人前往江苏南京，将李晓霞带回家中。

回家不到十天，李晓霞再次离家出走。自从这次离家出走后，李冬与李晓霞失去联络，他也没有报警。庆幸的是，李晓霞偶尔会与其妈妈吴敏联络，聊一下最近的生活，尚且可以知道李晓霞的状况。据了解，李晓霞现在一网民家中，依靠代打、陪练游戏获取收入。

李冬说，他很发愁李晓霞以后如何在社会生存。“她现在连初中都没读完。”李冬说，他承认自己对女儿关心不够，让她有了错误认识。他希望女儿能重返校园，完成学业。

2023年1至6月：性侵未成年人案件1.7万人

最高人民检察院资料显示，2023年1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性侵未成年人案件1.7万人，占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总数的63.5%。

据公益组织统计，2023年全年媒体公开报导的性侵儿童（18岁以下）案例202起，受害人数517人，年龄最小的不到1岁。

2013年至2021年，“女童保护”统计的每年媒体公开报导的儿童被性侵的案例分别是125起、503起、340起、433起、378起、317起、301起、332起、223起（其中，2013—2017年统计案例为14岁以下儿童，2018年起为18岁以下儿童）。

“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告诉澎湃新闻，根据“女童保护”近几年的统计报告可以看出，近年来，未成年人性侵犯罪案例比例上升。

根据“女童保护”2023年的统计资料，202起案例中有56起表明了施害人年龄，施害人为未成年人的有12起，在总案例中占比5.94%，与往年资料相比有较大增幅。在2023年本年度案例中，施害人年龄最小的仅9岁。

孙雪梅说，当前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低龄化、团伙化、恶性化趋势，尤其是重伤害、强奸等严重犯罪较为突出。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问题，未成年人性侵犯罪者的犯罪成因以及惩戒救助措施和治理手段都是需要关注与研究的问题。

孙雪梅还指出，无论是城市儿童还是农村儿童，均有被性侵的风险。“女童保护”统计的2023年媒体报导的202起性侵儿童案例中，有134起表明了城乡地域分布。在这134起案例中，发生在城市的72起，占比53.73%；发生在县城的45起，占比33.58%；发生在农村的17起，占比12.69%。

这与往年资料趋势基本一致。这组资料反映的问题是，“城乡发现率”的不均。城市地区儿童比农村地区儿童受到更为密集的来自家庭、学校及社会的监护。受人们观念认知、司法完善程度、媒介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农村地区儿童遭遇性侵的案件更不容易被发现，更难进入司法程序，更难进入到大众视野中。

“农村地区仍有大量留守儿童群体，他们缺乏家庭监护，学校及社区的自我保护教育及基础生理教育与城市也存在较大差距，很多孩子不了解如何分辨性侵害、不知如何应对。所以‘女童保护’在防性侵教育普及的过程中资源也会向偏远地区倾斜。”孙雪梅说。

孙雪梅建议，对于防治儿童被性侵工作需加强对家庭内部性侵害的监控和法律干预，为受侵害未成年人更完善的兜底保障制度。例如落实政府部门、检察院、妇联、共青团等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加强社会服务机构对有潜在风险家庭的定期访问，提高社区对此类问题的敏感性和响应速度。同时，教育部门应加强对儿童及其家庭的性教育和权利教育，确保儿童了解自身权利，知晓在遭遇侵害时的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