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之城】高加索囚牢 历史中的伤痕领域 纳卡舒沙以记忆重生
舒沙有两个写法，阿塞拜疆人唤她“Shusha”、亚美尼亚人叫她“Shushi”，她在不同人的心中有着不同的轮廓，她更被称为南高加索的耶路撒冷，虽不是首都，却是文化重镇，舒沙在纳卡的地位使其必然成为军事目标。
继去年4月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爆发二十年来最大冲突后，最近又有报道指早以占领北高加索的ISIS有侵入该区的迹象，带着恐怖主义入侵阿塞拜疆，令到媒体再度关注这地方。鲜血再次勾起这个廿年前已成废墟的城市的悲怆回忆。破坏记忆所系之处，等同破坏国族认同——这些年来，人们如何在瓦砾中挣扎求存？
纳卡的全名颇为难读：纳戈尔诺－卡拉巴克（Nargono-Karabakh，下文简称为纳卡），她的一切都如斯暧昧，位处东欧和西亚交界，夹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地理位置上，她处于阿塞拜疆境内，但纳卡境内的居民却多为亚美尼亚人。1922年苏联将其纳入阿塞拜疆的管理，翌年成立了纳卡自治州（Nargono-Karabakh Autonomous Oblast，NKAO）。1991年苏联解体前夕，99.89%亚美尼亚人在公投赞成独立建国，引发了在欧亚大陆一场漫长而悲痛的战争－－纳卡战争。最终有3万人命丧于这场兵家之争。
即使纳卡大体上属实质独立（de facto independence），一部分归阿塞拜疆控制，但现时世上只有3个同样未经联合国承认的国家认同纳卡共和国（Nargono-Karabakh Republic，NKR）的独立地位。
循环往复的历史牺牲品：舒沙
在1992年前，舒沙是纳卡境内拥有最多阿塞拜疆人聚居的城市，市内阿塞拜疆人及亚美尼亚人的人口相当。舒沙不但位于战略位置，更无可避免地成为了两股力量之间的磨心，一方面亚美尼亚人控制大部分纳卡地区，另一方面纳卡却落在阿塞拜疆的领土内，形成一个同心圆式的权力关系。1992年，亚美尼亚武装份子在三个方向舒沙进攻，短短24小时内，舒沙沦陷了，此役被称为“重夺舒沙”（Capture of Shusha）。
拉卡疆（Cristina Rakedjan）这样形容她的故乡舒沙：“想像女皇的皇冠上，最弥足珍贵的一块宝石——那就是我们亚美尼亚人心中的舒沙。”这块宝石一直在领土之争中成为炮灰，1920年的舒沙大屠杀（Shusha Massacre），正是一次种族大清洗，不过，死的是亚美尼亚人，破坏的是亚美尼亚人的建筑，2000多幢建筑，2万多亚美尼亚人的生命就此消逝。为了“大义”，为了赶绝非我族裔，和平共处的邻居成为了最险恶的敌人，亲手破坏自己的故乡，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都明白，这苦涩的滋味。现在，舒沙的山谷上耸立着的一座T-72坦克，曯目地提醒着当地人，安宁的生活得来不易。
丹尼尔扬（Anakit Danilyan）是亚美尼亚人，她现在仍留在舒沙，靠在大教堂对面贩售纪念品予游客维生。她回想起当年曾在舒沙和阿塞拜疆的邻居和平共处，但在亚美尼亚军掌控舒沙的一天起，却是人面依旧，世事全非。“那天我们回到家，发现家中被阿塞拜疆人洗劫一空，我的大嫂回家后更被躲藏在她家中的阿塞拜疆人杀死，后来凶手又被亚美尼亚人杀死。”一个小区里的风景，放诸于整个城市来看竟是惊人的巧合，来回的厮杀，循环的怨恨。
“我们看到太多的杀戮、太多的破坏；所有东西都毁坏了，我们没有水，没有暖气，没有汽油。”
要杀死一个族群 先杀死其栖身之处
走出纳卡首都斯捷潘纳克特（Stepanakert），踏上通往舒沙之路恍如隔世。重建得光洁亮丽的道路尽头是铺天盖地的灰暗，泥土的颜色，碎石的触感，垃圾的气味，衬托遥远山峦的只有枯萎的杂草——欢迎来到废墟之城，舒沙。残酷的战火将整个舒沙破坏殆尽，2002年时，城市中80%已成废墟。
学者将这种大规模的破坏称之为“城市毁灭”（Urbicide），要杀死一个族群很简单——杀死他们的城市，他们栖身之处。城市毁灭是一种集中而且有策略地将一个环境破坏尽殆的行动，由基建到房屋，到道路到生产力，无一例外。只要是属于城市的一环，便要一一扼杀。如果“城市发展”（Urban Development）是提升城市的生产力，城市毁灭便是它的逆向操作，促进城市的死亡。
对军方来说，城市毁灭当然有它的策略性需要，尤其是易守难攻的地点，军队每每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针对性攻击，这种情况下远距离大范围武器便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即使攻陷后城市已然陷落亦在所不惜。除了军事意义外，城市毁灭还有着极其重要的象征力量。一个国家的重要城市，在背水一战的战事中，可以作为整个国家的象征。而舒沙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争夺纳卡之战中正正扮演着这个重要角色，舒沙承载着阿塞拜疆族群的共同记忆，破坏记忆所系之处（realm of memory），等同破坏国族认同，无论在阿塞拜疆人的舒沙大屠杀中，抑或是亚美尼亚人的重夺舒沙，武装份子都目标明确地针对敌方来说极具象征意义的建筑，例如教堂和清真寺等，对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和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人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亚美尼亚人透过破坏清真寺的尖塔，否定了过去阿塞拜疆人在舒沙残留的历史遗骸。这是一种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划分了“自我”（Self）和“他者”两个族群，对他者的文化落下审判之锤，城市灭绝可谓是种族灭绝的一个保险，以确保民族再无翻身之日。
在废墟拥抱希望的人们
美国建筑师活士（Lebbeus Woods）形容，舒沙是一个“伤痕领域”（Scar Terrain），她的一沙一石亦浸泡在历史余韵之中，一层层的记忆堆叠成土，多少年后仍紧紧锁着当年的创伤于空气之中。
要让一个城市，以至一个国家在废墟中重生，重构身份认同是不二法门。宗教对于后苏联时代的国家建构国族身份认同往往扮演重要角色，这些国家通常会协助重建垄断性的宗教，神职人员向政府展示忠诚，政治领袖则竖立敬虔的模范，实现国家与教会在政治及意识形态上的合作。亚美尼亚与基督教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公元301年，亚美尼亚王国国王将基督教定为国教，使亚美尼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基督教国家，而亚美尼亚使徒教会（Armenia Apostolic Church，简称AAC）据称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教会及基督徒群体。因此，对亚美尼亚人来说，要重建亚美尼亚的国族认同，先从复兴宗教著手，而复兴宗教，重建宏伟的教堂建筑是最好的方法。
1991年，苏联解体，亚美尼亚宣布独立，亚美尼亚教堂的重建及修复工程立即开启，不少亚美尼亚商人争相捐款支助重建工程以展示敬虔，而亚美尼亚使徒教会亦随之恢复运作 。圣救主基督大教堂（Ghazanchetsots Cathedral）是首批获重建的教堂之一，与位于久姆里（Gyumri）亚美纳波克奇教堂（Amenaprkick Church）一样，它们象征着亚美尼亚在物理上及精神上的重生。
圣救主基督大教堂目前是舒沙市内别树一帜的建筑，是现存少数的亚美尼亚风格的基督教教堂甚至成为旅游观光的景点。在修复过程中，完整的复制品替换了遭毁坏的天使塑像，教堂最终于1998年重新开放。现时是市内最主要的教堂之一，大教堂对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来说是不可取代的地位，除了是精神象征，不少日常事务亦在此举行。一对当地情侣，西蒙恩（Davit Simonyan）和霍夫塞皮安（Shogher Hovsepyan）就在这里举行婚礼，在一片颓垣败瓦之中，仍有这种留下来的勇气。
阿斯良（Arman Asryan）是现时舒沙市内唯一的鞋匠，在1988年离开阿塞拜疆的首都巴库（Baku），他曾前往俄罗斯，但在1997年选择了回到他父母的故乡舒沙扎根。他并不同意外界形容舒沙是个“悲伤之地”，说道“我回到我所属之地”。他的工作室位于一幢大楼的地下，他表示并非不可以住在纳卡的首都斯捷潘纳克特，但舒沙的政府愿意给他们一间免费的房屋，虽然破败不堪，连窗户也没有了，但他选择重建这一切。
纳卡政府对舒沙的不离不弃亦是舒沙能重新振作的原因。纳卡国民议会主席高利安（Ashot Ghulian）认为，纳卡的行政过份侧重于首都斯捷潘纳克特，考虑将文化和青年事务部、教育、科学及体育部迁移至舒沙；而将行政部门迁移至舒沙可以活化当地环境，不单会因此修复本来充满文化历史价值的建筑，更会因应政府需要兴建更多新建筑作政府机关之用；他又指“对我们来说，舒沙在亚美尼亚历史上的地位令我们必须复兴舒沙。”
现时舒沙已开始有酒店进驻，服务愿意直视舒沙黑暗又沉重的历史的旅客，基建设施例如哥里斯－斯捷潘纳克特高速公路（Goris-Stepanakert Highway），由南部城市哥里斯到首都斯捷潘纳克特，途经舒沙，连接三地，当地人民希望透过改善基建以吸引更多人及企业进驻舒沙。
舒沙虽然仍充斥着败井断壁，但她决不如庞贝那样属已逝之城，活在这片废墟上，3000多人的心跳，就是舒沙仍然“活着”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