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访问德国｜朔尔茨已变成中德关系的最后防线？

阔别近五年，新一轮（第七轮）的中德政府磋商6月20日再次在柏林举行。跟上一次（第五轮）2018年的磋商不同（按：第六轮2021年于线上举行），此刻的德国已经告别了默克尔（Angela Merkel）时代。经历过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的挑战之后，德国政坛充满着反思其传统重商主义的氛围，默克尔所代表的“以贸易带来改变”（Wandel durch Handel）思想已在“夕阳西下”之中。

俄乌战争在德国引起了对俄依赖与对华依赖的类比，前者所依者是廉价的天然气供应，后者则是关键生产原料、中间产品和出口市场。去年冬天，德国付出了严重代价才能摆脱本来对俄高达四成的天然气进口依赖。德国人都在问：德国对中国的依赖会否出现像俄乌战争一般突如其来的冲击？

在中国总理李强6月18日启程前往德国的前几天（14日），德国总理朔尔茨（Olaf Scholz）的社民党（SPD）、绿党、自民党（FDP）三党联盟按照其俄乌战争前的承诺公布了德国史上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当中对中国的描述虽然不出欧盟对华的“伙伴、竞争者、系统性对手”三分法，但减少各个层面的对外“依赖”则是其中最主要的政策倡议。

包装德国对华“依赖”，确实有很多数据支持。根据《经济学人》的计算，德国对华商品和服务出口以及其企业在华收益占其GDP接近10%，比其他欧洲主要国家的比例高出近倍；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IW）的计算，德国有大约110万工作岗位依赖中国的终端需求；慕尼黑Ifo经济研究所的数字显示46%的德国制造业公司依赖中国进口产品。更不用说，中国在电池原材料和药物原料上的近乎垄断地位。

从这个角度来看，以多元化手段来减少对外依赖，对德国而言，实际上就是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这种思想几乎已变成了德国政坛的共识。默克尔所属的在野基民盟-基社盟同盟（CDU/CSU）本年发布的对华政策要求德国作出“中国政策的时代转折（Zeitenwende，按：朔尔茨在俄乌战争爆发后的用词）”，认为中国已将中德关系的核心推向系统性对手。虽然该文件否定与中国“脱钩”，却支持建立每年度的“中国检查”来评估德国在贸易、科技、原材料等层面的对华依赖程度，并以“去风险化”为整体目标。

执政联盟之一的绿党，虽然未有特别发布该党的中国政策文件，但绿党籍的德国外长贝尔伯克（Annalena Baerbock）却一直在主导德国政府的中国战略文件。去年11月，该文件草稿曾被外泄，当中不只提出要加强中国对欧投资的监控，还有像美国拜登当局正在考虑的对华投资审核机制。其对华鹰派立场不言而喻。（该文件据报因为联盟内部未能统一意见而迟迟未有正式发表，目前预计的发布日期将在欧盟领袖6月底为对华战略召开峰会之后的7月。）

同属执政联盟的自民党，其财政部长林德纳（Christian Lindner）本年5月的访华行程突然被取消，人们就关注到自民党的对华鹰派立场。林德纳本人2019年在香港反修例运动期间曾与反对派人物见面，其后在北京据称受到不礼貌待遇，最近也在俄乌战争的问题上批评中国立场。同属自民党的德国教育部长本年3月亦曾到访台湾。自民党自己的中国政策文件也呈现出相似的鹰派倾向，明确将中俄一同放在“专制与民主系统性竞争”的框架内。

相较之下，2020年6月公布的社民党中国政策文件，则没有“与时并进”将俄乌战争的因素考虑在内，不过此文件提到对中国的单向依赖可能构成战略性风险，认为德国要减少对中国的技术或原材料依赖——今天的“去风险化”潮流在此已见端倪。

幸而，作为默克尔的财长，现任社民党总理朔尔茨还是保留了其“以贸易带来改变”又或者是重商主义的政策倾向，一直重视保护中德之间的经济关系，免受政治风向所害。去年11月，朔尔茨不理会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等欧洲领袖的反对，在中国疫情管控渐消之初以德国之名带头访华，又不理会联盟内部反对，容许中远海运购入汉堡港口的部份股权，皆可见其“默克尔遗风”。

但遗风毕竟是遗风，从上述德国各大政党对华政策的大趋势来看，朔尔茨已可算是中德传统友好关系在德国政坛的最后防线。

在政坛之外，中德关系的根本还在商界。德国2022年的对华直接投资就创下了115亿欧元的历史新高。大众汽车（Volkswagen）等大厂和巴斯夫（BASF）等化工巨企近来都有重大的对华投资计划。不少分析都认为，中国地缘政治风险的考虑还未有在德国商界流行。

然而，政治往往是讲究意识形态潮流的，并不必然受到工具理性的管束。中德关系的经济基础被政治风向动摇的机率并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