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乌克兰俄军（一）：瓦格纳成为流量王　但谁才是战争主导者？

继5月谴责俄罗斯国防部欠供弹药、称前总指挥苏罗维金（Sergey Surovikin）是“唯一会打仗的将领”后，瓦格纳集团（Wagner Group）创办人普里戈任（Yevgeny Prigozhin）又在近日公开与俄军交恶。

6月2日，普里戈任于Telegram发文称，瓦格纳在撤出巴赫穆特（Bakhmut）的过程中，于部队后方发现十几个俄军埋下的爆炸装置，其中甚至还有数百枚反战车地雷。普里戈任质问俄军埋雷原因，却只得到“这是上级命令”的官方回复，普里戈任为此怒斥，“如果俄军是为吓阻敌人才放置这些炸弹的话，那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将炸药埋在部队后方，因此我们只能将这些操作视为是对付瓦格纳先锋部队的行为。”普里戈任强调，目前虽没有任何人因为炸药爆炸而受伤，“但在我们眼里，俄军此举就是要公开对付瓦格纳。”

除了埋雷纠纷，普里戈任还在两件事上公开挑战俄军：一是呼吁检察官展开调查，抓出“在战争期间犯罪”的俄罗斯国防高官；二是宣称瓦格纳将休养至少一个月，“如果新一批发号施令的人还是一群小丑，只会让我们的人在战场上被宰杀，我们就不会继续参战。”

从普里戈任多次发难来看，俄罗斯武装显然在战事久持下，出现了连外界都清晰可见的明显裂痕：以普里戈任为首的瓦格纳雇佣兵集团，对上以防长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Sergei Shoigu）、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Valery Gerasimov）为代表的正规军。而上述裂痕其实暴露瓦格纳远离指挥核心的状态，同时透露了正规军当下的政治结构：在消耗战持续进行下，防长与总参谋长的共生关系日渐稳固。

谁在指挥这场战争

首先，虽说瓦格纳在社交媒体上抢尽风头，普里戈任也是各方追逐的战场流量王，但由俄方指挥体系的权重来看，瓦格纳其实相当边缘，其或许能在前线贡献战果，却无权决定“特别军事行动”的发展方向。整场冲突的指挥大权、排兵布阵，依旧掌握在绍伊古、格拉西莫夫，以及任命两人的普京（Vladimir Putin）手中。

其中，俄罗斯国防部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而外界相对陌生的总参谋部，也在冲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军事部署上，作为苏联时期传统，总参谋部有权参与战场规划：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总参谋部主导了第40集团军的作战编组，副参谋长更亲自率领特遣部队为驻阿苏军提供现场指导；2015年俄军开始干涉叙利亚内战后，总参谋部同样发挥了类似作用，为俄军提供现场指导；2022年的俄乌战争亦是如此。

组织构成上，与相对松散的国防部相比，总参谋部是一个权责高度集中于格拉西莫夫的组织，故能在现实上发挥协调俄罗斯各武装力量的功能。套用俄罗斯评论员的描述：如果俄军是一家大企业，总参谋部与国防部便共同组成了“董事会”，总参谋部就是“真正的公司总部”，总参谋长则是“副执行长”。

另从国别比较的角度来看，总参谋部虽类似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但在与各自国防部的配合对接上，两者仍有不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相对讲究分权制衡，看似大权在握，其实仍要与国家安全会议、国防部长办公室、地区作战指挥部、各军种分享权力，无形之中降低了决策、规划与执行速度。有鉴于美国存在大量海外驻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尤其易与陆军司令部发生决策冲突。

相较之下，俄罗斯总参谋部的结构更加垂直与集权，能真正做到自上而下的迅速决策，相对不困于利益相关方的不同意见，加上格拉西莫夫本人深受普京信任，自2012年起便担任总参谋长至今，作为军方强力高层，其自然更有推进艰困决策的政治本钱。

然而俄罗斯模式亦有其缺陷，那便是极度仰仗总参谋部与高级指挥官。在战略层面，俄军高度依赖总参谋部“准确预見未來的能力”，说得更直接，便是格拉西莫夫制定部队结构、调配军备、运用作战概念的能力；在战术层面，俄军又高度依赖高级指挥官评估形势、决定行动方针和下达命令的能力，一旦下属未能收到上级命令，或是信息传递过程遭遇挑战与干扰，决策过程乃至行动本身便可能面临瘫痪。相较之下，美国模式速度虽慢，却因互动方较多，而能提供更全面的选择供指挥官考虑，也较不易上演决策崩溃的场景。

其次，由于俄罗斯模式相对强调自上而下的决策，自下而上的反馈便易受限。理论上来说，总参谋部应与各战区总部保持联系，了解战场实况后再做决策，但从1994年、1999年两次车臣战争，以及2008年俄格战争的实际情况来看，总参谋部似乎无法避免决策脱节的弊病，也就是偶会因为忽略战场实况，而做出不符前线所需的战略与战术决策，从而付出军事代价。

当然，美国模式也无法百分之百避免错误决策，但与之相比，高度垂直的俄罗斯模式因为强调指挥权的集中化与专业化，无可避免会牺牲部队的创造力和灵活性，这点在俄军基层士兵身上尤其明显：在接到与战场实况脱节的命令后，缺乏广泛专业知识与权力的基层俄军，往往无法顺利向高层反映实情，也没有视情况调整命令的知识背景与政治空间，基层指挥官更因害怕担责，而不鼓励士兵主动应变。

以2008年的俄格战争为例，俄军虽在5天内获胜，却因过程中的C2炼（Command and Control，指挥与控制）出错多次，而付出许多额外代价，例如因为没有确保空中支援部队的沟通能力、有效电子战能力，而让俄军损失了十余架战机。

当然俄军在俄格战争的表现，已比车臣战争时改善许多，正如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2015年军事干预叙利亚，也比2008年的俄格战争改善不少。但综观2022年的俄乌战争，面对如此大规模作战，俄军显然未能根除旧时弊病，依旧偶有令人匪夷所思的战场决策，例如战争初期派军直插基辅后，因为低估乌克兰的抵抗意志、高估俄军夺取机场等关键节点的能力，导致俄军在此尴尬徘徊多时，最后只能宣布转进顿巴斯打起血腥硬仗。

走到这一窘境，俄罗斯情报部门当然有责任，但格拉西莫夫与绍伊古同样难辞其咎，前者尤其责无旁贷。或许正因如此，格拉西莫夫在战争前期相当低调，直到2023年1月才被正式任命为“特别军事行动”的总指挥。

格拉西莫夫与绍伊古共生

而由前述脉络来看，普里戈任多次抨击正规军欠供弹药、诡异埋雷、指挥不当，背后或有居功自重的政治考量，却也可能不全是空穴来风。毕竟如前所述，俄军相当倚重总参谋长与高级指挥官的乾纲独断，直白的说，运气应在其中扮演一定角色。而从结果来看，就连在格鲁吉亚战场都“马有失蹄”，于广袤的乌克兰战场自然不可能“尽如人意”。

然尽管俄乌战争挫伤格拉西莫夫、绍伊古的政治声望，普里戈任与其带领的瓦格纳也趁势崛起，前两者所代表的正规军依旧势大，格拉西莫夫与绍伊古的共生关系，也让两人更有能量抵御外界攻讦。

2012年，格拉西莫夫被任命为俄罗斯总参谋长、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取代陆军上将马卡洛夫（Nikolay Yegorovich Makarov），并在此后几次海外用兵中，逐步积累了个人影响力，毕竟叙利亚、克里米亚的显著战果足以证明：在格拉西莫夫指挥下，俄罗斯武装部队拥有了作为外交工具的价值。而同样是在2012年，绍伊古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作为与格拉西莫夫配合的军中伙伴，其声望自也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2015年叙利亚内战后水涨船高。

而从俄罗斯国防部、总参谋部的嵌合体系来看，两人的共生也有结构因素。总参谋长表面上隶属于国防部长，但在实际运作上，总参谋部作为俄罗斯政治领导层与武装部队间的重要窗口，俄罗斯国防部的下属部门更像总参谋部的支持机构，而非控制与监管机构。例如在实际战场上，往往是由总参谋部定义武装部队的装备和保障需求，国防部负责解决后勤、财政、住房、医疗和其他支持问题，以及组织武器和军事装备的采购。

故从现实视角来看，如果俄军战力薄弱、战绩不佳，国防部长就无法建立强大的政治影响力；而一旦国防部失势，总参谋长便无法在更广泛的国家安全体系中强化影响力、争抢预算、建立话语权。故面对瓦格纳与外界抨击，俄罗斯国防部、总参谋部两位首长自然会展现“背靠背”姿态，其原因既是希望维持正规军士气，也是想挽救彼此的政治声誉，在战后继续保有影响力。

当然国防部、总参谋部的互动也会受其他复杂背景因素影响：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的政治实力、两位首长的关系、总统的个人偏好。其中，政治实力自不待言，过去十年战功已让绍伊古、格拉西莫夫两人声名鹊起；至于两人关系，由绍伊古、格拉西莫夫的长期配合来看，两人是否真为至交、心意相通并不重要，重点是双方经历十年合作，必然已培养出一定默契与相处沟通模式；在总统偏好层面，普京或许不满意俄军的战场表现，但其拍板发起“特别军事行动”，所受抨击不会少于绍伊古、格拉西莫夫，三人如今已在同一条船上，此时与其煽动两人相互牵制，普京应该更希望军方拿出真正战果，证明行动价值，以维系自己的政治地位。

无论如何，普里戈任的抨击或有其道理，但国防部、总参谋部仍会是战争决策的主导方，正如绍伊古、格拉西莫夫超过十年的共生关系，也将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