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塔尔世界杯｜德国队掩口抗议背后的国际政治启示

11月23日的德国首战以2比1败于日本之手，固然是当天比赛的头条，但理该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德国队对国际足协（FIFA）禁戴“同一种爱”（OneLove）彩虹臂带的抗议表现。德国队在作赛前合照掩口，明显不满被“噤声” ；人们也发现即使德国队队长没有在手臂上戴上支持LGBTQ+权利的彩虹颜色，他却把彩虹颜色转移到他的球鞋上；而赏面出现球赛的德国内政部长费泽尔（Nancy Faeser，属总理所属的社民党）也戴着“同一种爱”臂章坐在日前高调为卡塔尔回击西方批评舆论的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Gianni Infantino）旁边。

德国队以至执政党官员的抗议行动，当然与西方舆论针对卡塔尔外劳权益、性别少数人权等不同议题的广泛批判一脉相承。这种将价值抗争普及化到不同范围的政治态度，在德国似乎得到民众广泛支持。根据不同民调，竟然有超过一半德国受访者支持各种对卡塔尔世界杯的杯葛。一些酒吧更不惜放弃生意而拒绝放映球赛直播。

在国际足协的彩虹臂章禁令公布后，德国足协对国际足协展开了法律行动。不少像Adidas、汉莎航空、福士汽车、德国电讯等等都因此受压，被要撤走广告，在德国国内有超过6000家旗下分店的连锁超市公司已采取此行动。

这种高举所谓“普世价值”的泛政治化当然不止于德国。“杯葛卡塔尔2022”的活动流行西方各国。连英国广播公司（BBC）也决定不播放世界杯的开幕礼，并以对其外来劳工待遇的批判性节目取而化之。而对于国际足协的彩虹臂章禁令，连不太流行足球的美国，也有其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为此发言，表示在他看来，没有人应该在表达价值和参与球赛之间作抉择。由此可见，此等意识形态已不是剑走偏锋，而早已走进了政治主流。

让人惊讶的是，持有这种态度的人以左翼自由派居多。从德国的中间左翼社民党（SPD）、以自由派高教育水平精英作主导的BBC，到美国的民主党政客官员亦如是。

以往的西方左翼，往往有文化相对主义的传统，认为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并不普世，应当尊重非西方与这种“普世价值”不同甚至对立的文化习俗。从文化相对主义的角度来看，面对卡塔尔的世界杯，应有的态度是去政治化的包容和理解，而非批评甚至杯葛。

但近年来，性别平权的价值，以至气候变化的减排责任等等，在西方左翼之间却已大体上升到绝对性的“普世价值”层面，没有异议的空间。从西方舆论对恩芬天奴的铺天负评，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价值绝对化的意识形态转变。他的言论有着过去属于主流的相对主义色彩，认为西方要先为“过去3000年”的所作所为道歉，才有资格给别国作道德教训。但这种态度很明显在西方舆论界已再没有什么市场。

这一种（特别是在西方左翼之间）的意识形态转变，在国际政治上则反映于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民主对抗专制”的论述之中，也反映在欧洲主流国家在俄国入侵乌克兰后的对乌立场之上。文化相对主义的失势，可能会带来一种二元对立，甚至是正邪对立的论述。

再举德国为例。在俄乌战争的问题上，德国的援乌抗俄行动一直被批过于温和。这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东德长期活于苏联的文化洗礼之下，对俄国官方论述有一定认同感。德国左派亦有根深柢固的反美、反北约文化，如今执政三党同盟中的社民党和绿党也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传人。德国整体也有着二战遗留的罪恶感，特别是针对遭纳粹德国入侵、折损2,700万人的俄罗斯。

然而，行动上的温和却不代表立场上的温和。至今，依然有超过七成德国人认为在能源开支高企下依然要援助乌克兰，超过八成半人认为俄罗斯是全球威胁。上述的这些潜在的亲俄文化因子这次并没有发挥太大功用。

在德国总理朔尔茨（Olaf Scholz）本月初备受争议地访华的前后，由对华强硬的绿党主持的外交部就完成了德国对华战略的草稿，其中内容批评中国利用其市场作为迫使他国让步的工具，并在西藏和新疆地区严重侵犯人权，提出要以市场为基础的工具去减少德国企业对中国的出口依赖，要求企业具体公布中国相关的经营数据，并为中国风险作评估，又建议在德国或欧洲建立法律机制去监管德国或欧盟企业在安全关键项目的对华投资，更建议欧洲加强与台湾的关系。

当然此对华战略的正式文本还须执政各党确立，但也折射出拥抱“普世价值”的二元论述已逐渐反映在原来以重商主义为念的德国的外交政策，渐有美国拜登当局的对华色彩。

这一种意识形态的转变在战略上对西方也许是不利的，因为这使得他们难以与不符合他们眼中“普世价值”的相对中立国家充分合作，如沙特、卡塔尔、土耳其，甚至是印度等——这次西方队伍的“抗议”活动就在阿拉伯世界受到广泛批评。然而，这种转变将无疑加剧其与更为明确否定其“普世价值”普遍性的国家（如中俄等）的对立。

当世界各地的国际政治记者都开始发现自己已不能在世界杯期间安心放长假之际，人们便可知这正是国际政治的多事之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