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会晤岸田文雄　能否拯救每况愈下的中日关系？

11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泰国曼谷，准备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于当日会见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从日本的角度来看，这是岸田文雄上台后，与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也是近三年来，日本首相与中国国家主席的首次线下会面；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三年前参与会晤的安倍晋三已经故去，菅义伟则没能撑过疫情引发的政治风暴，如今两边领导人再会晤，日本已由岸田文雄掌政，却依旧难阻中日关系的波澜不断。

细究习近平与岸田文雄此次谈话，满是“中日关系何以前行”的叩问。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没有变，也不会变。中方愿同日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好两国关系大方向，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习近平更是强调，双方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将“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体现到政策中去。“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涉及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和基本信义，必须重信守诺、妥善处之”。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也不接受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干涉中国内政。

岸田文雄则表示，中日作为近邻，互不构成威胁，需要也应该和平共处。日本的发展繁荣离不开中国，反之也同样，日中合作拥有很大潜力，两国对地区和全球和平繁荣负有重要责任，日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实现日中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在台湾问题上，日方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做出的承诺没有丝毫变化”。

然在双方看似和稳的对话下，矛盾的逆流仍在潜行。

中日关系为何摩擦渐起

回顾两国邦交正常化的1970年代，和平合作确是中日互动的主基调，然而1990年代冷战结束后，日本的国家战略发生剧烈转型，中日合作虽在深化，矛盾却也同步增长。而导致转型的远因，除了经济起伏催生的民族情结，更有中美博弈驱动的区域局势变化。

二战结束之初，“反战与和平”曾是一代日本人的思想烙印，然而1980年代起，伴随国民经济取得长足发展，日本社会与政治思潮不再受“反省”二字框限，中曾根康弘时期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国际国家”口号，便预示了大国主义思潮的泛起。冷战结束后，“告别战后”的氛围开始在日本社会弥漫；与此同时，日本泡沫经济于1990年代崩溃，“平成萧条”接踵而至，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自信受到冲击，想做“政治大国”的期望却在上升。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日本右翼势力由此提出“军事力量尽管存在局限性，却是经济力量无法取代的”、“冷战的终结，未必就能保证和平的到来”等叙事，意欲为日本扩军保驾护航；1993年5月自民党干事长小泽一郎更是喊出“正常国家”口号，成为当今修宪势力奉为圭臬的政治目标。综观1990年代的日本思潮，政坛右翼势力涌动，并与持反战立场的一方持续博弈，面对1993年“河野谈话”、1995年“村山谈话”分别就二战时期强征慰安妇、殖民亚洲一事表态反省，右翼发出了激烈批评，并于1995年出版《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否定日本兴战的侵略性质，引发中日知识界来回龃龉。2012年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更是有意修改前述两起谈话，终因争议不断而作罢，但政坛的修宪呼声依旧逐年增高。

而在国际关系场域，中美博弈于2000年起渐成国际关系新旋律，日本亦在美国动员下，开始了与“民主国家”的战略靠近。2001年小泉纯一郎上任后，便提议应将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民主国家”纳入“东亚峰会”，以对冲中国的战略影响力；安倍晋三于2006年开始第一任期后，虽以“破冰之旅”改善对华关系，却也同时提出“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战略概念，意在深化同印度、澳大利亚的战略联系，更提出“价值观外交”，强调日本要与共用“民主”价值观的国家加强合作。

而将“自由与繁荣之弧”、“价值观外交”与地缘政治相结合，可以观察到日本围绕着印太地区边缘，逐步深化与东盟、印度、澳大利亚的战略互动，并将中国排除在“自由与繁荣之弧”、“价值观外交”的适用范围外，带有一定程度的针对意味。

而安倍这一动作，并非仅是历史孤例，此后除自民党福田康夫、民主党鸠山由纪夫两届内阁，日本历届政府基本上都继承了小泉、安倍内阁的对外路线。2008年10月印度总理辛格（Manmohan Singh）访日，双方签署了《日印安全联合宣言》，是继安倍政府同澳大利亚签订安全联合宣言后，日本政府的再进一步，标志着“自由与繁荣之弧”构想的延续。2012年安倍第二次上执政，此一主张更是有所强化。

中日关系愈发走向战略竞争

综上所述，中日关系的今时不同往日，源于日本对战后秩序的强烈不满，再加上中美博弈的时代之风渐起，日本开始寻求摆脱和平宪法的战略机遇。

在此氛围下，中日关系的“政冷经热”愈发显著：两国虽能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经贸场域合作，却无法弥合政治安全议题的相关矛盾，不论是钓鱼岛、靖国神社或台海。2010年，日方在钓鱼岛海域抓扣中国渔民、渔船，2012年民主党的野田佳彦政府则宣布“国有化”钓鱼岛；2013年11月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安倍乃于一个月后参拜靖国神社；2021年4月，日美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对“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表示关切，是自1969年佐藤、尼克逊（Richard Nixon）发表《日美联合声明》以来，日美首脑会谈联合声明中首次出现所谓“台湾条款”。

简言之，冷战结束30年来，日本的国家战略视角出现明显变化，变得更加强调日美同盟、解禁防卫政策、获取国际权力。即便中日两国领导人在此次会晤中强调，“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至关重要、“日方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做出的承诺没有丝毫变化”，日本的国家战略演变仍在进行。在此结构趋势下，中日关系必然要与1970年代有所不同，并从以下三个层面体现出了战略竞争态势。

第一，日美安保体制有所强化。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日美同盟获得强化，双方的军事合作指向渐从“日本有事”扩大为“周边有事”，日本的防卫重点亦从北方逐渐转向西南，并开始了对西南诸岛的“军事要塞化”建设。在此趋势下，中日于东海与台湾问题的矛盾持续上升，日美安保体制亦与“中日友好合作”发生战略冲突。

第二，“中国威胁”在日本的对外安全战略比重有所上升。例如2022年版日本《外交蓝皮书》中便有“中国威胁”一说，所据理由除了中国国防开支增加外，更有持续多年的南海争议，称“日本大量的资源与能源依赖海上运输，也是利用南海的利益相关者”、“中国不透明地扩大军事力量与在东海、南海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扩大军事活动相结合，成为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和国际社会在安全保障方面强烈忧虑的对象”。

第三，日本的新安全战略带有明显的“区域团结但排除中国”导向。从“自由与繁荣之弧”到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日本正以日美同盟框架为基础，步步扩大在区域安全机制的战略存在。2022年版日本《外交蓝皮书》便提到，日本会“加强与共同拥有普遍价值的合作伙伴之间的团结，引领国际社会对抗依靠力量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

归根结柢，冷战结束以降，日本做“政治大国”的战略框架愈发明晰，其对周遭的形势认知渐趋现实，对国力的强调渐往安全场域集中，右翼精英更是有意利用中美博弈态势，突破和平宪法的重重枷锁。如此时代趋势短期难易，即便中日领导人会晤有助双方沟通、管控些许战略风险，两国摩擦仍会是未来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