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国葬与中日建交五十周年：和平主义与修宪势力的时代博弈

9月27日，日本政府于东京时间下午2时，为7月8日遇刺身亡的前首相安倍晋三举行国葬。

回顾历史，这是日本自1967年、前首相吉田茂以来，在二战后举行的第二次国葬。然而安倍遇刺后，其与统一教的“过从甚密”遭媒体曝光，再加上现任首相岸田文雄未经国会审议便定调国葬，后续筹备费用又高达惊人的16亿日圆，日本社会为此议论纷纷，在野党抵制，民调数据也相当低迷。最终原本意在缅怀逝者的国葬，意外成了检讨安倍与岸田的舆论漩涡。

与此同时，安倍留下的“修宪志业”并未随其逝去而停歇。身为日本宪政史上在任时间最久的首相，安倍于2020年9月宣布辞职时，曾在记者见面会上透露，未能解决朝鲜绑架人质问题、缔结日俄和平条约以及修改宪法，是从政至今的最大遗憾。2022年7月安倍遇刺后，岸田文雄便公开表示，将继承安倍遗志，致力完成修宪。而由7月10日日本参议院大选结果来看，以自民党、公明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为代表的修宪势力，在整体数量上达到了修宪动议所需的三分之二议席。

9月29日，中日迎来建交五十周年，但东亚的战略环境已然斗转星移，中美日关系与1972年相较，更已全是不同风貌。展望日本的修宪前路，虽仍可见重重阻碍，却已难言遥不可及。然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仍于29日与岸田文雄互致贺电，在修宪势力复起的时代乌云下，仍有坚持和平的历史之风在吹拂。

安倍做了什么安排

二战结束后，《日本国宪法》于1947年5月3日正式生效，并因在第九条中规定“放弃战争、不保持战争力量、否定国家交战权”，而被称为做“和平宪法”。长年以来，日本主张修宪者便是围绕“和平宪法”的本质，发展出了种种论述与叙事。

首先，出于民族主义视角，修宪派认为《日本国宪法》是美军占领强加而成，而非基于国民主权原则、由日本自主制定，故须修宪以“恢复日本独立”；第二，出于国际威望视角，修宪派主张“和平宪法”影响日本服务国际的机会，认为在宪法第九条限制下，日本充其量只能维持“消极和平”，而无法在国际上实践“积极和平”；第三，出于政治实务视角，修宪派指出当前日本国内存在部分“违宪争议”，需要通过修宪来确立正当性，例如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不得拥有军队，但成立于朝鲜战争期间的自卫队无疑违反此一规范，并由此引发了诸多法律争议，故修宪派主张应让自卫队“直接合宪”，即可免去前述纷扰。

然而日本的修宪程序相当繁琐，提案本身须经众议院与参议院的宪法审查会、听证会、两院共同审议会程序，于众议院以三分之二赞成通过，再于参议院以三分之二赞成通过，接下来方能交付公民投票。而公投举行前，日本国会须先设置国民投票宣传协议会，经过至少2至6个月，公民投票超过有效投票数二分之一，方算修宪成功。此一内容明确规范于《日本国宪法》第九十六条内，除非经上述程序修宪修改，否则各方都要照此游戏规则行事。

但安倍选择了“另辟蹊径”，例如在其首次担任首相的2007年，便通过了《国民投票法》，规定18周岁以上的日本国民拥有修宪公投投票权，且公投不设最低投票率限制，过半数赞成宪法修正案即正式通过，形同实质降低了公投门槛。

此外安倍也曾谋求缓和修宪动议难度，例如以简单多数取代三分之二的赞成比例，但如前所述，要达成此一目标唯有修宪，故安倍始终未竟其业。但尽管如此，其依旧设法多管齐下，希冀提高修宪成功率，例如在2021年6月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放宽了修宪公投投票点、投票环境、提前投票以及舆论宣传等领域的限制；此外，安倍也致力于整合修宪势力，例如促成自民党与公明党的修宪派共同制定草案、协调内容。

简言之，即便安倍生前未成功修宪，也已让修宪成为政坛主要话题，并将中曾根康弘、石原慎太郎、小泽一郎、岸信介的种种论述与主张，贯通汇融于一身，推动修宪由此成为安倍政权最鲜明的色彩。

修宪的撕裂前路

然而推动修宪的前路，不仅将撕裂日本社会，更将撕裂中日关系在内的后二战东亚秩序。

从结果来看，安倍遇刺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修宪进程。在其身亡隔天的7月9日，日本参议院选举举行选举，自民党的支持度较过往上升4个百分点，修宪势力也突破三分之二议席，民众的“同情票”应该发挥了一定效果。岸田文雄更在选后记者见面会上表示，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获胜，将能更无顾虑推动内外政策，“修宪也包括在这些政策之中”。

然而安倍之死亦在日本政坛引爆不确定性。首先，其与统一教的政经联系，让民众对其好感度下降不少，并连带冲击岸田与自民党政府；第二，安倍曾是修宪势力的领导，如今一朝逝去，谁有足够政治威望接手成了一大问题，而岸田文雄未必有此根基与能力。

此外从整体民调数据来看，支持修宪的比例正在上升。但对于是否修改宪法第九条，日本社会仍有意见分歧。

今年5月3日“宪法实施纪念日”前夕，日本各大媒体皆对修宪议题进行民意调查。其中，《读卖新闻》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60%的人认为“修改宪法比较好”，创下2015年以来新高。《朝日新闻》的调查结果亦显示：对于“是否有必要修改现行宪法”，回答“有必要修改宪法”的比例，由去年同期的45%上升到56%，而回答“没有必要修改宪法”的，则由去年同期的44%降至37%。

然在《朝日新闻》同一份调查中，对于宪法第九条认为“最好不要改变”的占比来到59%，认为“最好改变”的仅占比33%。换言之，如今的日本社会或有过半的民意支持修宪，可满足安倍调整过后的公投门槛，但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民意，也可能同样有过半民众支持。而这一民意分布，反映了政坛修宪势力的不同取向。

从自民党的立场来看，其自是主张修改宪法第九条，正当化自卫队法律地位，强化国会以及内阁对紧急事态应对许可权；然而公明党主张“加宪”而非“改宪”，希望完善宪法的环境权、隐私权、地方自治权规范，同时讨论自卫队的存在以及日本的国际贡献；国民民主党则坚持现行宪法的基本原则，主张强化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以及在保留宪法第九条的基础上增加条文。故虽说修宪势力在安倍的努力下逐渐汇流，但在自民党最重视的宪法第九条上，各方显然尚未形成统一战线。

在此基础上，若日本政府开始推动修宪、进行提案动议，将有高概率引爆修宪势力的内战，例如在参众议院各有27、32议席公明党，其向来反对对于宪法第九条“直接改宪”，若自民党一意孤行，可能导致公明党脱离修宪势力，让三分之二的动议门槛直接消失。此外即便国会动议修宪成功，宪法第九条的改易同样会在公投时撕裂社会。

而在东亚国际关系场域，宪法第九条是各方齐心避免战事再起的时代见证，既象征日本不再兴战的承诺，更是日本得以推动中日、日韩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基石。在1972年，中日携手跨越历史鸿沟，共促《中日联合声明》诞生，日本承认了“一个中国”，否定“台湾地位未定论”、废除《日台和约》，写下近代中日关系新起点，两国正式建交。

然而伴随冷战结束，“美苏对峙”渐被“中美博弈”取代，日本先是积极响应美国的“印太战略”，喊出“台湾有事”、美日共同防卫台湾；再是以此名目提高防卫预算、规划部署导弹，于扩军场域持续“切香肠”，已然冲击中日关系的稳定基石。若再借由修宪动摇宪法第九条，恐将一夕摧毁二战后难得的东亚稳定，在虚幻的“国家正常化”口号下，献祭好不容易化干戈为玉帛的中日韩关系。

中日建交五十周年前夕的安倍国葬，侧写了修宪呼声与战后和平的博弈。若安倍遇刺是对“民主主义的挑战”，背离立宪精神的修宪又何尝不是对战后和平的否定？所幸风雨如晦下，日本社会仍有坚持和平的反战势力，在中日建交五十周年际，和平主义的存续应是各方超越国族藩篱，也要共同维护的最高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