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慧思之灾过后　保守党出现“反民主”的觉悟？

卓慧思（Liz Truss）的上台，对于保守党和英国，也是个几近超乎想像的灾难。
直至请辞之际，她上任仅45天，当中还包括了英女王的10日国丧停摆，以及长达两个星期的国会例行休会，竟已造成英镑对美元汇价一度跌穿历史低位、迫使英伦银行放下紧缩政策紧急入市买债、从IMF到拜登都忍不住指点英国财政、保守党被工党领先民调30个百分点等一连串的“政绩”，“英国沦为第三世界”、“英国变成意大利”等论调也迅速变成了陈腔滥调。
卓慧思自己也透过辞职走进了英国历史的长河，成为史上在任时间最短的首相——45天的这个纪录，正如肯尼亚跑手杰祖基（Eliud Kipchoge）两小时内完成马拉松的纪录一般，不只是前无古人，以后也很难有来者。

在卓慧思被迫辞职之后，如何选出下任保守党党魁兼首相，成为了一大疑问。一方面，卓慧思在任时间比本年夏天的保守党党魁竞选时间还要短，此刻再要英国人经历一回保守党内斗，明显在政治上和实际上也不可行。

“党员普选”之过

另一方面，入阁八年以来毫无建树的卓慧思之所以能当选首相，全因为十多万的保守党基层党员喜欢卓慧思竞选期间挂在嘴边的空泛政治口号（戴卓尔主义、减税、经济增长之类），以及她对于英国未来的盲目乐观，还有基层选民们对其对手、前财相苏纳克（Rishi Sunak）带头向约翰逊（Boris Johnson）逼宫的不满。

相较之下，得不到较多基层党员支持的苏纳克，却明显得到较多保守党国会议员的背书（他以得票最高的地位与卓慧思进入决选）。而且，不少较为中立的观察者（如左翼《卫报》的记者、《金融时报》的评论员等）都认为苏纳克较为可取。同时，卓慧思减税政策引爆的金融动荡更可算是苏纳克竞选期间对卓慧思政策的预言应验。

由此可见，卓慧思为保守党和英国带来的灾难，无庸置疑是保守党基层党员之“过”。

事实上，这套由基层党员投票选举党魁的制度，是在1998年的党内民主化改制之后才出现的。以往，党魁就是由党内议员们黑箱作业推举，基层党员完全没有话语权；在1965年之前，党魁更是由党内资深大老任命，连国会议员也没有资格出声。

如果说卓慧思之灾是基层党员之过，其结构性的问题则是这一种“不断普及民主化”的趋向。

暗中限制党内普选？

经过45日的卓慧思之灾后，保守党政客似乎已经理解到这个问题。卓慧思宣布辞职之时，特别点明新党魁将会在一周内选出，不少政治观察者都有预感，如此迅速的选举时程预示着保守党有可能想要减低草根党员的参与度，以免“另一个卓慧思”再次被选出。负责党魁选举的“1922委员会”主席布雷迪（Graham Brady）起初更表示，草根党员只会“被咨询”，引起各界关注。

不过，在奉普选为真理的时代精神之中，限制普通人的投票权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于是，在数个小时之后，布雷迪就寻得巧妙法门，设置出一套最终也会让草根党员“安全地网上投票”的安排，企图理论上为草根党员参与投票留下空间，实际上却希望造成将一般人排除在党魁选举之外的局面。

布雷迪将这次党魁选举的参选门槛，由本年夏季选举的20位党内下议院议员提名，大增五倍至100位。如今，保守党共有357位下议院议员，于是理论上能出选的就只得三人。而且，在这一次选举中，党内议员的提名到投票，全部都在同一天（10月24日）内完成，使得党内原非热门人选的“有志之士”难有时间争取更多党友支持。

在党内山头林立之际，能够得到100位党友提名的政治人物寥寥无几。目前，最明确的人选就是苏纳克，以及曾担任国防大臣两个月的莫佩琳（Penny Mordaunt）。有政界传言，两人也有可能为保大局而合作，推出一张必胜的黄金名单。因此，这次党魁选举有可能只有一个人能得到100位以上的党内议员提名，最终自动当选，避过订于28日举行的草根党员投票。

即使这些热门人选未能“组队参赛”，经过党内选员投票筛选出的两位党魁候选人，也会再经过一个新增的“指示性投票”。根据党规，最后两位候选人原该交由草根选民投票选出，因此，这个由党内议员作出的“指示性投票”其实是多余之举。但布雷迪之所以要设下这个多余的投票，似乎是预设了在“指示性投票”落后的候选人将主动退选，使整个选举实际上变回保守党原有的党内议员推举制，将草根选民排除在外。

如果布雷迪的如意算盘敲响，这次党魁选举可算是绕过了现有的“党内普选”，是一种“民主倒退”，未来更有可能变成保守党党魁选举的“新传统”。

从这种布局来看，可见保守党内至少有些有识之士，已经觉悟到“民主普选的局限”。

普选政府合理吗？

西方民主的基础在于“人人生而平等”，因而有着“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独立宣言》接续下来便说，“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

问题是，“人人生而平等”与“政府的正当权力须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所代表的普及投票权之间，有着一种逻辑上的跳跃。这种跳跃是否合理，取决于人人之间的“平等”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平等。

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在各种能力上都不是平等的。正如只有专业资格的医生才该有权利为人治病一样，在不同范畴中，不是凡生为人都享有同样的权利。如果国家治理，又或者选贤任能是一种专业的话，为何在治理者的选择权之上，凡人都有同等的权利？

在西方民主国家近年来不断遇上狂人当选、极端政治当道，甚至像卓慧思一样的无能者掌政的背景之下，这个问题是值得重新思考的。

这一次英国保守党新一轮的党魁选举上企图将“党员普选”实然上排除在外，也许是这种重新思考的一个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