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问题和戈尔巴乔夫的遗产｜专家有话说

对早已习惯冷战“胜利”的西方人来说，戈尔巴乔夫似乎早在上世纪冷战结束时就已被盖棺，他被认为和西方一同以“和平演变”的方式结束了冷战，也终结了哈佛大学教授沙希利·普洛基所称实行古典欧洲欧亚帝国制度的“最后一个帝国”—苏联。普洛基教授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源于内部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离心力，正是当年苏联最大加盟共和国乌克兰的独立决定性地终结了苏联的存在，而戈尔巴乔曾努力在苏联民主化过程中维持联盟形态的国家。

撰文：高骏　国际政治问题研究者，南加州大学外交系硕士毕业

当八十年代末戈尔巴乔夫开启政治改革时并没有意识到苏联民族问题的严重性，苏联长时间把境内的非斯拉夫民族以加盟共和国的方式统一在一起，但这种情况在戈尔巴乔夫开展政治改革后彻底改变了，他冒进的政治改革使得加盟共和国不再受制于苏共中央，并使得原本被压制的民族主义重新获得了自由表达的机会。

在戈尔巴乔的政治改革后一年的1988年初，阿塞拜疆自治州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纳卡地区）旋即发生了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冲突。事件起因是亚美尼亚族主导的阿塞拜疆自治州苏维埃（议会）投票决定本地区与亚美尼亚统一，此时议会作为地方实权机构的政治影响力已经显现，苏共中央随即表示反对议会决定，导致亚美尼亚族的反弹并引发与阿塞拜疆族的冲突，而纳卡地区直到如今依然是个有权属争议的冲突地区。那年全苏联有数百万民众参与民族主义领导人的游行活动，局势的动荡迫使苏联中央政府不得不动用武力来平息民族冲突。

除纳卡等高加索地区外，波罗的海民族主义运动也迅速活跃起来，这些国家因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的交易被苏联吞并，因此其离心力一直广泛植根于当地。1989年，波罗的海国家的独立组织发起了“波罗的海之路”的和平示威，有约两百万人手牵手组成一个六百多公里的队伍，穿过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波罗的海三国，成为了波罗的海国家民族主义的标志性事件。

同年，立陶宛共产党宣布独立脱离苏共中央，而戈尔巴乔夫当年推动通过的苏联新宪法修正案不仅标志着苏共中央彻底放弃了垄断权力，也赋予了苏联中央议会可以否决加盟共和国分裂的决定。虽然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中央意识到了民族独立运动的风险，试图以武力等手段镇压民族运动，但中央政府对地方加盟共和国的掌控力事实上已经被新宪法大幅削弱，各加盟共和国的苏共领导人出于自身政治目的和自身权力被限制等原因也没有有效干预民族独立运动，反而积极推动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

乌克兰是苏联人口数第二、面积第三大的加盟共和国。在苏联建国后乌克兰人一直是苏联中央的强大政治势力，乌克兰干部一直是党代会上最大的投票群体，而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也都是乌克兰人。长期以来乌克兰政治精英和苏联中央达成了一种政治契约，即支持苏联中央以换取在乌克兰高度的统治权力。到勃列日涅夫逝世后，其后的继任者都不是乌克兰人，戈尔巴乔夫还把反对改革的乌克兰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撤换下台，结果此前的政治契约失效了，极大阻断了乌克兰精英通往苏联中央的通道，并且他们在乌克兰当地的统治也不再稳固，乌克兰精英由此产生了被排挤的危机感。

1986年，乌克兰发生了著名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乌克兰人普遍认为苏联政府对此负有重要责任并在灾难开始故意隐瞒了事件延迟了救灾，并且苏联政府还要求乌克兰当局在面临放射性灾害情况下强行举办五一游行，引起了乌克兰人的强烈反弹。随后戈尔巴乔夫开启的政治改革加剧苏联中央和乌克兰的矛盾，从苏联中央到加盟共和国开启了政治选举，乌克兰苏共当局及其统治精英的权力进一步被削弱，戈尔巴乔夫还通过支持民族主义运动组织作为对乌克兰保守派精英的制衡，令乌克兰的官员精英感到遭到了背叛。

在戈尔巴乔夫开启的新形势下，苏联中央迫切需要能和反对派协商又能和群众沟通的领导人选，列昂尼德·马卡罗维奇·克拉夫丘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上升成为乌克兰领导人，是戈尔巴乔夫选择了当时掌管乌克兰宣传的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并将其调任至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令其成为掌控乌克兰政治核心机构议会的议长。政治改革令乌克兰议会成为了政治角力的核心场所，克拉夫丘克作为苏联中央的干部需要在其中平衡传统苏共干部和新民主派及激进民族主义势力，同时他也积极盘算如何利用政治改革加强自身权力。

苏联中央鼓励加速推动地方民主化，克拉夫丘克和其他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一样抓住机会推动地方进一步获取自治权。1990年7月，乌克兰议会宣布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与法律高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与法律，并有权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事实上宣布了乌克兰成为了独立的主权实体，乌克兰只是还是名义上苏联的一员，只差通过法理上脱离苏联的独立法案。

从公开资料来看，在苏联最后的日子里不管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都认为乌克兰不能独立，民主派领袖叶利钦认为如果失去了乌克兰那么苏联可能会被非斯拉夫民族所统治，非斯拉夫国家可能在新成立的民主联盟国家中的投票数上占据优势，何况乌克兰和俄罗斯仍然存在领土争端的可能引起武装冲突，而俄乌双方都拥有核武器，因此他希望乌克兰可以留在以俄罗斯为主导的斯拉夫联盟中，他甚至一度威胁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将要求按照国际价格支付俄罗斯卖给乌克兰的油气，而在苏联时期乌克兰长期享受着国内低价油气资源的福利。

戈尔巴乔夫则担心乌克兰独立会导致内战和动荡，他指的是他所统率的苏联军队和各加盟共和国被“国家化“的军队之间以及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因领土等问题（如纳卡地区或车臣地区）产生的冲突。

对于苏联解体可能带来武装冲突的担忧在当时的环境下没有引起足够重视。1991年年底，叶利钦曾问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顾问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如果乌克兰退出苏联是否会引起苏联（俄罗斯）的军事干预？雅科夫列夫认为乌克兰有1200万俄罗斯人，还有许多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人通婚，所以他乐观地认为即使乌克兰退出苏联也不会引发战争。对于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和政治改革获得了民众和精英们的大量支持，在他们看来民族问题相对于已经病入膏肓的苏联经济和政治体制来说并不是首要问题，从精英到民众都渴望变革，而变革的形势却超出了改革者的预期和控制。

进入1991年，戈尔巴乔夫作为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已难以控制苏联动荡的局势，但他只能继续推进改造苏联为民主的联盟国家一条路，他若改弦更张或者选择退出不仅将遭到顽固保守派的残酷清算还将被改革民主派所彻底抛弃。戈尔巴乔夫曾对美国驻苏联大使小杰克·F·马特洛克说：“我不是生活在美妙的抽象世界中，而是生活在有着严酷政治环境的现实世界。”出于自身政治安危，戈尔巴乔夫只能与中央的改革派和地方上的民主派以及民族主义者结盟来面对顽固保守派的攻击，这点上他和叶利钦拥有共同利益，双方均企图通过各加盟共和国民主投票的方式形成一个新的联邦制或邦联制国家，只是戈尔巴乔夫希望保留苏联，而叶利钦则倾向于打造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新国家。

眼看苏联政权被攫取、主权走向分裂，苏联中央的顽固保守派趁戈尔巴乔夫度假时发动了“八一九”事件，这是最后一次试图挽回苏联的努力，事件的结果是顽固保守派的全面失败，戈尔巴乔夫出于自保完全禁止了苏共的活动，苏联中央权力被全面瓦解，实际上被叶利钦为代表的俄罗斯民主派所夺权，由俄罗斯继承接管了苏联的大部分实质权力和资产，戈尔巴乔夫只是还在名义上掌握着国家的军队和安全部门，而苏联在经济上已经完全破产，甚至到了需要俄罗斯接济苏联中央开支的地步。

“八一九”事件对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影响是决定性的，各加盟共和国随后纷纷宣布脱离苏共和苏联中央政府，乌克兰也变得全面倾向于独立的民主和民族主义势力。1991年3月时乌克兰进行了第一次全面公投，结果还有90%的乌克兰人希望留在苏联，而到了同年12月初的公投时则变成了90%乌克兰人希望独立，“八一九事件”后苏联中央权力的快速全面瓦解是这个转变的主要原因。当时除了纳扎尔巴耶夫掌管的哈萨克和尼亚佐夫掌管的土库曼之外的加盟共和国都已公开倾向于独立，苏联的全面民主化和分裂几乎已是民心所向。“八一九事件”发生后，克拉夫邱克作为名义上的苏联干部在权衡利弊后则并未马上表态支持或者反对顽固保守派，一方面则继续纵容乌克兰独立运动，同时继续推动攫取乌克兰的最高权力。

在“八一九事件”发生后的8月24日，乌克兰议会就独立问题进行了投票，结果与会代表以绝对多数赞成乌克兰独立，并规定以12月的公投结果决定乌克兰是否最终独立。当时的乌克兰党员干部迫于形势压力不敢于反对独立，他们已因戈尔巴乔夫的作为成为了失去垄断权力的政客，对于大多数乌克兰干部精英来说独立已是一种深入民心的观念，他们在议会投票支持独立的决定为他们取得了政治资本，得以免受当地民主派和民族主义分子的攻击，也使他们得以继续掌权。

鉴于乌克兰定于12月公投当日进行的总统大选，乌克兰的干部精英也已为自己谋划好后路。如果由支持独立的乌克兰精英克拉夫邱克顺利当选为乌克兰总统，这些干部精英就大力支持独立，如果他败给叶利钦等支持建立联盟国家的民主派，他们就竭尽所能破坏乌克兰独立。因此，日后被定为乌克兰独立日的那场关键投票，是乌克兰保守派精英政治押注的结果。1991年12月1日的公投结果显示，甚至连俄罗斯族裔聚居地的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如顿巴斯和克里米亚都赞成独立，这让曾企图制止乌克兰独立的叶利钦都相当惊讶，对于所有乌克兰精英政要更是难以违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结果。

脱离苏联虽然是乌克兰精英得以获取乌克兰权力的关键，乌克兰精英们还无法接受成为俄罗斯的附庸国，他们需要终结历史上和这个“帝国”的不平等关系。因此，最终由乌克兰等加盟共和国们签署并终结苏联存在的《别洛韦日协议》和《阿拉木图宣言》以建立平等关系的“独联体”国家联盟为目的，各个独联体成员共和国事实上不再存在主权联系，乌克兰和俄罗斯也在国际法理上和政治事实上彻底分家。这和戈尔巴乔夫最初的设想全然相反，但显然乌克兰方面将他设想的联盟国家等同于苏联或者沙俄一类的帝国。

事实上，在刚独立的数年里乌克兰依然和俄罗斯联邦共享着它的部分领土乃至军事武装力量，双方直到1990年代末才完成对领土和苏联武装力量的切割和分配。当时的乌克兰显然更多将俄罗斯倡议的独联体作为向事实独立的一种过渡体制，因而乌克兰甚至一直未签署独联体宪章，这也证明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人谋划的民主联盟国家的失败。

独立后的乌克兰民主体制建设尚未成功，但民族矛盾却开始持续发酵继而演变成影响国家安全的严重问题，而这些问题早在苏联时代就已经显现。首当其冲的是克里米亚问题。克里米亚原本属于俄罗斯，但被赫鲁晓夫转交给了乌克兰，在1991年1月克里米亚进行了全民公投，并于同年2月就从乌克兰获得了自治地位，成为了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克里米亚的乌克兰族只占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还有一半的乌克兰族是讲俄语的“俄罗斯化”的乌克兰族，克里米亚当时还驻扎着苏联黑海舰队以及反对乌克兰独立的军人，因此克里米亚当时从文化和政治层面都有着更强烈的俄罗斯认同。1991年在苏联最后的日子里，克里米亚民族主义者也希望借此机会实现彻底独立，正在竞选总统的克拉夫丘克为了将克里米亚留在乌克兰领土范围内，游说了乌克兰议会，和其站在一起的还有同乌克兰保持密切联系的党员干部精英，他们让民族主义者放弃了和乌克兰一样进行议会公投独立的计划，当时克拉夫丘克许诺自治的克里米亚已可以完全由当地议会管控而不会受到来自乌克兰的干涉。

俄罗斯方面则早有意接管克里米亚，叶利钦方面在“八一九”事件后就声明准备宣誓对克里米亚主权。苏联解体后，克里米亚议会还是通过了独立法案，只是在乌克兰的压力下保留了宪法中“乌克兰不可分割一部分”的提法，它进行了自己的总统大选，甚至要求俄罗斯在当地设立领事馆。二十多年后，克里米亚问题终因双方矛盾激化发酵，乌克兰等国家指责克里米亚公投是违反国际法和领土完整，但在苏联解体时同样的戏码已经上演过一遍，克里米亚只是效仿了乌克兰自身独立时的做法。

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今天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州和卢甘茨克州）的民族主义者也因1991年时的大形势和克里米亚自治获得了极大激励，希望取得同样的自治乃至独立地位，这片地区也和克里米亚一样招致民主俄罗斯的觊觎。迫于当地的民族主义诉求，克拉夫丘克在1991年的总统竞选中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联邦主义表示反对，因为当时同克拉夫丘克的竞选总统的民主派对手车诺维尔就因其联邦主义理念被民族主义者认为会鼓励俄罗斯的帝国野心，克拉夫丘克则许诺将让该地区获得脱离苏联或者俄罗斯的高度经济自治，他提出的条件基本满足了当地精英以换取他们对乌克兰的忠臣。

顿巴斯等东南部地区的民族主义并没有降低，它和克里米亚同属“俄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更重要的是顿巴斯有点类似美国“锈带”的衰落重工业地区，在乌克兰独立后的经济大萧条中顿巴斯地区所受的负面冲击尤甚，该地区民众对乌克兰中央政府形成了对立情绪，对经济境况的不满促使地方民族身份认同的强化，当地人民更倾向于通过融入俄罗斯而不是欧洲来改善自身经济境遇。精英们也开始操弄族群身份政治，从尤先科到亚努科维奇，他们故意挑动地区族群政治的行为激化了族群矛盾，导致了顿巴斯地区的民族主义分裂势力和极右翼势力擡头，最终在大国政治博弈中走向了冲突。

回过头来看戈尔巴乔夫基于“民主”的联邦/邦联主义设想在实践中是注定失败的，激化了民族矛盾，带来各种不幸的冲突。三十年过去了，九十年代如日中天的华盛顿共识随着美国政治的衰败而式微，使做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也转向了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反思，世界格局权力格局也再度发生重大转移，新兴大国和美国为首的守成霸权体系的矛盾、俄罗斯对传统势力范围的执着带来影响深远的国际冲突，而这些都早在三十年前的选择中埋下了伏笔。

根据媒体对戈尔巴乔夫生前的最后几次的采访，他在情感上依然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属于一家人，显然他忘不了苏联时代的两国紧密关系，更忘不了自己曾经试图打造“空中楼阁”的民主联盟国家政策的失败，据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武装行动对其心理造成了重大打击直到他去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正是他当年错误政策种下的因，苏联分家形成的地缘冲突依然将给俄罗斯和乌克兰带来难以弥合的深重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