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普京的大脑”:西方为何极力渲染杜金神话?

撰文: 刘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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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俄罗斯学者杜金(Alexander Dugin)之女达莉娅·杜金娜(Darya Dugina)遇刺身亡。

而针对女儿被害一事,杜金于22日晚间对外表示,杜金娜死于“乌克兰纳粹政权发动的恐怖袭击”,但俄罗斯人不会因此被击垮,凶手“用血腥恐怖来粉碎俄罗斯人意志”的企图也不会得逞。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又译作普丁或蒲亭)亦于同日签署命令,向杜金娜追授英勇勋章。

此一事件让外界再次注意到杜金的角色。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将其称作“普京的大脑”(Putin's Brain),意指俄罗斯总统普京之所以出兵占领克里米亚,是受杜金的“新欧亚主义”(Neo-Eurasianism)学说影响所致。此后杜金愈发频繁地出现在西媒报道中,甚至也被引介至部份中国媒体上,头衔同样是“普京的大脑”、“普京智囊”等。

2022年8月23日,俄罗斯女记者杜金娜的告别仪式在俄罗斯莫斯科举行。(AP)

“普京的大脑”之称从何而来

但平心而论,细究杜金在俄罗斯社会的真实角色,与其说这位学者是所谓“当代拉斯普京”(Grigori Rasputin)、能主导俄罗斯对外政策,不如说是界于学者、政策倡议者两重身分间,积极参与社会政治运动的知识分子。

从现实互动来看,杜金确实希望影响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且会积极推销自己的学说主张。自1990年代起,杜金便与部分俄罗斯右翼民族主义组织有所互动;1997年,杜金出版《地缘政治的基础: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未来》(The Foundations of Geopolitics: The Geopolitical Future of Russia)一书,并声称此书已成为俄罗斯俄罗斯总参谋部军事学院的教科书之一,但俄罗斯官方从未正式回应此事;2002年杜金组建了“欧亚党”,并自称是“正统的新欧亚主义”奠基人,即便新欧亚主义仍有其他学者与流派。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杜金迎来全球宣传机会。在西方媒体的言之凿凿下,杜金先是被传为俄罗斯前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Gennadiy Seleznyov)、统一俄罗斯党要员纳雷什金(Sergey Naryshkin)的私人顾问,又被渲染为“普京的大脑”,最终被提升到俄罗斯对乌政策“总策划师”的位阶,就连俄罗斯国内也有部分团体、组织如此相信,纷纷对杜金发出授课、演讲邀请。

杜金长期与俄罗斯保守右翼组织有联系。(Twitter)

但也就在同年,杜金因对敖德萨冲突的争议言论引发众怒,最终失去莫斯科国立大学教职。此外,杜金高调主张的“俄罗斯应将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两政治实体直接并入版图”、“俄罗斯应占领基辅、取消乌克兰的国家地位”等建议,皆未获得政府采纳,其更为此公开表示“对普京感到失望”,同时批评克里姆林宫“并未真正协助乌东的亲俄武装”。

如此分歧,暴露了杜金的民间倡议者底色,同时突显其在乌克兰危机中的真实角色,与曾任普京总统助理多年、实际处理顿巴斯与高加索事务、人称克里姆林宫“灰衣主教”的苏尔科夫(Vladislav Surkov)等相比,应是存在不少距离。

经此波折,俄罗斯社会也逐渐意识到,所谓“国师”之称或是西媒刻意渲染所致,故也不再积极邀请杜金演讲、上节目,曾经的“国师”曝光热度开始直线下降。后杜金虽曾于2015年短暂担任俄罗斯宗教保守主义派频道“沙皇格勒电视台”(Tsargrad TV)的主编,却再也没能于俄罗斯其他媒体平台复制同样的影响力。但即便如此,“普京的大脑”一称依旧伴其行走江湖,并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再度发酵。

8月23日,杜金出席女儿丧礼,并于丧礼上致词。(影片截图)

西媒渲染的真实用意

简言之,回顾杜金由1990年代至今的政治学术生涯,其身兼学者与政策倡议者的双重身分,并在时局变化、西媒报道下,摇身一变成为俄罗斯当代地缘政策、“新欧亚主义”学术流派、反西方保守势力的三重代言人。平心而论,上述三者在俄罗斯皆不罕见,不少学者、媒体人都希望能向克里姆林宫推销自己的国策方针,却少有人能享有杜金这般的全球曝光。

究其原由,西方的宣传堪为关键,也就是2014年起铺天盖地的“普京大脑”之说。而西媒之所以要如此描绘杜金,大体有两个因素。

第一,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引发全球震惊,但西方普遍不反躬自省,检讨自己在乌克兰策动颜色革命、主导北约东扩等激进行为,反是上穷碧落下黄泉,竭力搜刮导致普京“一夕疯狂”的可能解释,最后在杜金的学说中“得偿所望”。

至于何以无法反躬自省,一来,彼时诸如“颜色革命”等话语仍在舆论场保有光环,占据道德高位,“阿拉伯之春”也尚未被“阿拉伯之冬”的讽称所取代,时势站在了西方与“自由民主”话语一侧,故不仅是西方,放眼全球舆论场,除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等少数政治精英曾示警西方与乌克兰、建议不要过度压迫俄罗斯外,多数人都不认为西方要对乌克兰危机负任何责任;二来,有部分西方精英深知这是俄罗斯被激怒后的反扑,但为避免诸如基辛格这般的检讨声音烽火四起,其必须制造俄罗斯野心勃勃、意图恢复苏联版图的形象,统一内部与全球舆论战线,好彻底撇清西方在乌克兰危机中的现实责任。

2013至14年的广场革命是乌克兰的转捩点,此后克里米亚被俄罗斯控制,顿巴斯地区战火不息,乌克兰与俄罗斯关系持续紧张。(Getty Images)

第二,杜金虽自称是“正统的新欧亚主义”奠基人,其主张却更多是借“欧亚主义”皮囊,传递陆权对抗海权的地缘政治思维。在西方看来,这是自己再熟悉不过的语言,一读便能心领神会,只不过行动主角换成了俄罗斯;此外杜金的学说带有强烈的反西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色彩,甚至连在俄罗斯内部,都有学者抨击是“法西斯再现”。这对意欲塑造“帝国野心不灭”、“邪恶政权”等俄罗斯负面形象的西方来说,简直是绝佳题材。

杜金曾经指出,为实现多极世界秩序,俄罗斯必须成为协调者,创建“世界规模的帝国集团”,而俄罗斯人应处于“帝国的特权地位”和“欧亚帝国空间的战略中心位置”,且帝国的未来版图应该“在战略上和空间上超越苏联”,先是成为“欧亚主义大陆的帝国”,进而成为“世界帝国”,最终彻底击败大西洋主义敌人,实现“欧亚主义帝国联盟”的最后胜利,也就是俄罗斯帝国的胜利。

平心而论,即便普京在西化路线受挫后开始向东看,杜金的主张也实在过于激进,不符俄罗斯当今对外政策所需,且如今的俄罗斯国力,也完全不足以支撑杜金的地缘政治主张。在前苏联地区纷纷主张“做自己”的局势下,普京要维系中亚的“后花园秩序”都须费一番功夫,怎还会有余力创建所谓“欧亚帝国联盟”?

但不论其是否可行、克里姆林宫又是否接纳这般说法,西方出于舆论宣传需要,开始了对杜金的疯狂“低级红”,目的便是要完成对俄罗斯的“高级黑”,以充作新时代俄罗斯威胁论的叙事材料。而从结果来看,如此攻势产生一定效果,并间接导致了体制外人物杜金娜的遇刺事件。

短期之内,杜金应会继续维持薛定谔状态的“普京大脑”身分,既至关重要又对政策缺乏影响,既是俄罗斯对外的右翼保守象征,又不在克里姆林宫扮演任何角色。简言之,作为俄罗斯现实政治里的“平民”,扮演部分人群认知中的“国师”。

【杜金Q&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