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俄罗斯西化的百年反省：杜金与“新欧亚主义”是怎么炼成的

8月30日，苏联最后一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逝世。此刻从俄乌战争的背景回顾，人们难不对苏联前与后俄罗斯介于欧亚之间的地缘位置，以至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主体另有反思。其实不足两周前的另一宗死亡事件，已给予我们另一条线索。

8月20日，俄罗斯学者杜金（Alexander Dugin）之女达莉娅·杜金娜（Darya Dugina）遇刺身亡。

据俄方调查，主谋为乌克兰特勤部门，嫌犯则是33岁的乌克兰公民娜塔莉亚·沃夫克（Natalya Vovk），其在跟踪杜金娜多时后，于对方车底安装爆裂物，并借遥控引爆达成暗杀目的，随后逃往爱沙尼亚。《路透社》（Reuters）称，俄罗斯执法部门已将沃夫克列入通缉名单，希望自爱沙尼亚引渡嫌犯，但这一要求遭爱沙尼亚内政部、警方和边防部队拒绝。前述机构表示，只有在获得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才能提供个人进出爱沙尼亚的资讯，但俄方的指控不符这一要求。8月29日，俄方再指有另一乌克兰嫌疑犯涉案。

而与暗杀真相、追凶过程一同引爆争议的，尚有杜金娜之父杜金的“新欧亚主义”（Neo-Eurasianism）主张。杜金于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逐渐进入西方媒体视野，并被《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称作“普京的大脑”（Putin's Brain），意指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又译作普丁或蒲亭）之所以发军占领克里米亚，是受杜金的学说指导而成。

平心而论，此一说法更多是自欺欺人的一厢情愿，即欧美震惊于“西化派”普京的突然“叛变”，遂建构了当代版的“拉斯普京”（Grigori Rasputin）叙事，暗示普京受到“极端妖僧”操控，故会有如此疯狂无理的行为。事实上，国家决策是各部门长期博弈的复杂结果，杜金本人虽在2000年初、2014年一度进入俄罗斯大众视野，却因主张过于激进、俄罗斯后续政策未照其建议发展，而逐渐淡出了主流市场。即便西方与中国部分媒体对其极为关注，“普京的大脑”之称谈得言之凿凿，但长年以来，杜金既未进入克里姆林宫决策圈，也无法将在外网享有的讨论热度，同步回传俄罗斯本土。

然尽管如此，杜金与其他学者所代表的“新欧亚主义”学派，仍然具有时代意义，且在解释近年的俄罗斯国家行为上，为外界提供了理解视角。

欧亚主义根源：对俄罗斯苦难的反思

首先，不论是“古典欧亚主义”或“新欧亚主义”，其崛起背景都是在俄罗斯社会遭遇巨大苦难后，对“西化路线”提出了反思与检讨。

“古典欧亚主义”诞生于20世纪之初，彼时俄羅斯正值帝国衰亡、混乱四起的动荡年代，先是在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惨败，又于1914年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民心与经济同时崩盘，更在1917年爆发兩次革命，罗曼诺夫王朝由此灭亡，持续3年的“红白内战”接踵而至。

长达20余年的国家苦难，催生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其中，语言学家特魯别茨科伊（Nikolai Trubetzkoy）、地理学家萨维茨基（Petr Nikolaevich Savitsky）、音樂学家和政論家苏符钦斯基（Pyotr Petrovich Suvchinsky）、神学家和历史学家弗羅洛夫斯基（Georges Vasilievich Florovsky）、歷史学家维尔纳茨基（George Vernadsky）、宗教哲学家卡尔萨文（Lev Platonovich Karsavin）、法学家阿列克谢耶夫（Nikolai Nikolaevich Alekseev）等，提出了名为“欧亚主义”（Eurasianism）的政治文化论述。而为与1990年代崛起的“新欧亚主义”有所区别，此时的“欧亚主义”一般被后世称作“古典欧亚主义”。

此派学者认为，俄罗斯20世纪之交的苦难根源，来自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1672-1725）的西化改革。“古典欧亚主义”学者指控，200余年的强行西化进程，撕裂了俄罗斯的社会团结，并让国家偏离了既定的发展道路，例如在其看来，1917年的十月革命乃“欧洲引诱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苦果之一。如此否定欧洲中心主义、反对亲西方趋势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承继了1830年后兴起的“西方派”、“斯拉夫派”论战余风，但又非完全倒向“斯拉夫派”。

1920年，特魯别茨科伊出版《欧洲与人類》一书，奠定“古典欧亚主义”的文化立场：拒绝西方中心论、反对拉丁-日耳曼的文化侵略。1921年，欧亚主义者们合作出版《走向东方》文集，将“古典欧亚主义”论述上升到政治思想层次，主张俄羅斯应该走上“第三条道路”，一条既非西化、也非完全斯拉夫的特殊文化民族主义路线；1926年，欧亚主义者们联合出版《欧亚主义（系统阐述的尝试）》一书，完整介绍“古典欧亚主义”世界观，包括以东正教为基础的文化主体论述、对俄罗斯既非欧洲也非亚洲的“欧亚洲”身分强调，同时主张创建“欧亚党”，以期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

然而此一风潮在1928年后逐步走衰。伴随苏共全面掌权，苏联政府开始箝制各式政治主张，欧亚主义社群内部亦爆发冲突，特魯别茨科伊与日渐左倾的欧亚主义阵营决裂，卡尔萨文则于1949年遭控“参与反苏欧亚运动，准备推翻苏维埃国家”，并于1950年3月被国家安全部判处劳教10年，最终死于肺结核。经此波折，作为政治力量的欧亚主义宣告瓦解，其于俄罗斯本土的声量也严重衰退，仅在海外侨民间存在些许影响力。

但即便如此，“古典欧亚主义”的俄罗斯身分意识论述、“第三条道路”主张，仍在历史循环下，于半个世纪后破土而出，启蒙了包括杜金在内的“新欧亚主义”学者。

“新欧亚主义”的政治角色：为俄罗斯的大国地位服务

而正如“古典欧亚主义”生于20世纪初的离乱动荡，“新欧亚主义”同样源自俄罗斯在政经路线上全面亲西方，却遭遇挫败的苦痛。

1991年苏聯解体后，俄羅斯政治精英誓言摆脱“过往错误”，开始推行全面西化政策，不仅在政治体制上引入西方议会民主制，更在经济场域急速右转，朝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全力冲刺，同时努力申请加入欧盟与北约，期望正式融入西方社会。但由结果来看，上述努力可谓全面挫败，俄罗斯不仅在经济上深陷寒冬多年，更遭遇了西方的地缘围堵，既无法加入北约，还眼见北约前线日渐迫近。在此氛围下，俄罗斯政界、学界与民间开始出现“反思西化”的声音，“新欧亚主义”的复苏基础由此成形。

1990年代中期开始，欧亚主义逐渐成为研究热点，俄罗斯科学院新设了欧亚研究中心，莫斯科也成立“欧亚主义”出版社，《欧亚主义》杂志随后创刊。杜金也受惠于此波潮流，于2001年成立“欧亚主义全俄社会政治运动”，此一团体于2002年改名“欧亚党”，算是承继20世纪初的前人遗志。

但杜金并非此一潮流的唯一代言人。当代“新欧亚主义”代表人物还包括帕纳林（A. S. Panarin）、帕申科（Vitaly Pashchenko）等，其主要从文化哲学视角出发，将欧亚主义论述为特殊的文明类型，并主张既然“欧洲大家庭”不愿接纳俄罗斯，俄罗斯便不能在西化的幻影中持续梦游，而是要找回自己的东斯拉夫和图蘭（Turan）传统，以应对新的时代挑战。帕纳林更是强调，俄罗斯是最早发生经济人、后经济人（强调精神、文化和生态需要，与传统经济人相对）相遇的地方，俄罗斯的精神传统符合时代所需，故会成为全球转折的宣导者之一。此一论述不难看出东正教传统的“救世思想”底蕴。

而与前者相比，杜金虽自称是“正统的新欧亚主义”奠基人，其主张却与“古典欧亚主义”存在显著差异，部分俄罗斯学者因此嘲讽杜金是“伪欧亚主义”。

从学理论述来看，“古典欧亚主义”更多是一种地缘文明的世界观建构，其虽呼吁找回俄罗斯的亚洲、东方元素，却并未强力主张要在地缘政治上对抗欧洲，而是强调俄罗斯在与欧洲互动时，必须保持自身的文明清醒与独立；而杜金的“新欧亚主义”主张虽也采用部分“古典欧亚主义”的核心主张，却同时杂揉了欧洲新右派保守主义、德国地缘政治学者豪斯浩弗（Karl Haushofer）的“大陆集团理论”、俄罗斯民族主义理论等元素，并以此为基础，搭建出一套带有强烈反西方色彩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例如杜金早年的“柏林-莫斯科-东京”轴心主张，以及近年的“巴黎-柏林-莫斯科”轴心、“莫斯科-北京-德黑兰-新德里”轴心等，皆是在一定程度上挪用“古典欧亚主义”的部分皮囊，展演了海权、陆权国家集团对抗的地缘政治主旋律。

然帕纳林也好，杜金也罢，即便“新欧亚主义”的各派学者主张差异极大，却仍可观察出一共性，那便是对苏联解体后的国家苦难提出反省，否定了全面西化的路线，并寄望欧亚主义的思想资源能为俄罗斯指路，让俄罗斯在未来世界的地缘政治中，获得与自己身份相称的大国地位。

然而这波高潮很快迎来降温，2000年起普京正式接掌俄罗斯国政，彼时其乃坚定的西化派，故在上任不久后，俄罗斯的对外政策重心迅速回到欧美，相对关注东方、反对西方中心的欧亚主义受到政治冷遇，直到北约持续东扩、格鲁吉亚发兵南奥塞梯、乌克兰颜色革命、克里米亚危机等冲突接续爆发后，欧亚主义才又伴随莫斯科的战略转向，逐步重回政治视野。

例如曾任普京总统助理多年、人称克里姆林宫“灰衣主教”的苏尔科夫（Vladislav Surkov），便在2018撰写重磅文章《孤独的混血儿》，借乌克兰冲突陈述新时代的俄罗斯地缘观。苏尔科夫认为，自2014年乌克兰危机起，俄罗斯历史便步入新的“2014＋”时代，此前俄罗斯已走了400年向东路、400年向西路，却都没能在两大文化生根；此后俄罗斯必须走上第三条路，也就是成为罗马和君士坦丁堡陷落后的“第三罗马”，承续基督宗教正统，“不西不东”虽孤独，却是俄罗斯的必然宿命。

此文一出，反响极大，苏尔科夫也因此获得“俄罗斯的意识形态总导师”之称。而其行文间对俄罗斯东西混血的身分强调、对国家应走“第三条道路”的文化政治主张，皆不难看出是对欧亚主义核心主张的化用。

故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当代俄罗斯“欧亚主义”的思想复起，源于苏联解体后的西化挫败，但其流派众多、不同学者的侧重亦不同，杜金可谓是“新欧亚主义”阵营中最具激进对抗色彩者，其所仰仗的海陆权地缘博弈论述，甚至超过了古典欧亚主义对“第三条道路”的强调；而在政治场域，俄罗斯确实也在与西方关系一路下行后，开始重视与中国等东方政治实体的互动，并在全面西化政策上有所后撤调整，看上去确与欧亚主义有所共鸣。

但如前所述，国家决策既受时势驱动，也是政府各部门博弈的复杂结果。简言之，是冷战后的国际格局、美欧俄的现实互动，形塑了当代的“新欧亚主义”与俄罗斯对外决策，而非“新欧亚主义”与杜金一人，就能引导、操控克里姆林宫的战略转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欧亚主义不论作为政治主张或学术思想，其起伏涨落都取决于现实发展，是时代造就了俄罗斯的外交变化，而非杜金造就了时代。

【俄罗斯欧亚主义Q&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