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危急・三｜战或不战 美国的终极问题
如果大陆武统台湾，美国会否进行军事干预，干预之形式和程度又将如何？
对于这个中美关系的“终极问题”，美国多年来始终保持“战略模糊”，从而对大陆和台湾实行“双重威吓”，即在不激怒大陆的情况下威吓其勿武力攻台，在不明确承诺协防台湾的情况下警告其勿单方面寻求独立，从而维持对己身利益最大化的现状。
但随着眼下局势持续升温，战争节点似乎远较原本预想的更为迫近，华府的政治精英不得不开始真正审视“战或不战”的灵魂拷问。而在两者的代价都越发昂贵的情况下，这将是一个极其困难的抉择。
本系列文章共五篇，此为第三篇。
自拜登（Joe Biden）上任以来，台海局势进一步升级，他在维持特朗普（Donald Trump）种种破格的对台政策之际，不断在国际场合联合盟友将“和平解决台海问题”写入宣言，试图擡高对中国大陆动武的恫吓力。
而大陆方面固然仍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但也同时越发坚决地奉劝“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进入10月以来更是频密出动战机进入台湾空域，乃至与俄罗斯海军高调穿越日本津轻海峡，逐步掌握局势主动权。
至于台湾也在美国等盟友频频出言相助下更有底气，蔡英文一面在《外交事务》等英文刊物投书，将台湾独立政权的存续与西方自由民主价值捆绑，另一面在今年双十讲话中进一步将台陆分割，引起两岸舆论场强烈反弹，助推危机升高。如此种种，反而使美国“战略模糊”的“双重威吓”效果不断减弱，是否为台湾而战的问题也就变得越发迫切。
从现实主义视角出发，台湾无疑不值得美国冒险介入其中，因为安全和经济风险远超潜在收获。同时现实主义者秉持的结果主义价值观也认为，即使军事干预出发点是为了捍卫民主和自由，但若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便不值得，因为“审慎”才是最大的政治美德。不过从自由干预主义的视角出发，“保卫民主不受威权侵蚀”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也是美国赖以生存的美利坚国际秩序的根基，因此为台湾而战也是为美国的领袖地位而战。
现实主义者的警告
现实主义者的观点无疑是有力的。首先，台湾早已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就军事角度而言，只有在冷战时期共产主义阵营因意识形态和革命扩张倾向对美国构成“存在性危机”时，台湾才因地处第一岛链的冷战前沿而享受军事保护，以防止共产主义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扩散至亚洲各地。
而目前，虽然美国同样十分警惕中国，但无论如何，中国并未像当年苏联一样构成“存在性危机”，它并不寻求输出意识形态和革命，所谓第一岛链的防范效果已意义不大。事实上，当位于第二岛链的澳英美联盟（AUKUS）的核潜艇协议惹来位于第一岛链的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高度警惕，已证明岛链防卫圈这类冷战术语在当今已是过时且破绽百出。
而就经济利益而言，虽然疫情引发的半导体短缺危机使得美国对于台湾的重视程度大为提高，但由于美国正在积极本土建厂，加强关键供应链在地化，很可能在台海战争爆发之前就已减少对台湾依赖程度。同时，美国自身在中国大陆庞大的经济利益与紧密的经贸关系，也使得中美在激烈竞争和遏制之下仍存广阔的利益重合之处，为台湾完全牺牲中美关系无疑是因小失大。
特朗普一句“台湾是马克笔的笔尖，而中国是整个桌面”，就道出了孰轻孰重。且如今在疫情影响下，深感通胀压力的拜登政府本月早前就称有意与中国“重新挂钩”（re-coupling），这再次证明两国的相互相关性。
在台湾并非美国核心利益之时，美国也再清楚不过台湾之于大陆的重要性。一旦大陆下决心武统台湾，便是赌上历史使命，定会倾巢出动军力，追求“只能胜不能败”。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这种博弈一方主动缩小选择自由、明确无误给出行动路径的“可信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会增强其优势地位，让缺乏同等决心的另一方感到退缩和犹豫。
显然，美国并不拥有同等的决心，也会因此再三估量可能付出的代价。尤其是在中国海军空军迅速发展的当下，美国若要阻挡大陆攻台成功，绝不会像1995年至1996年台海危机时调动两个航母战斗群即可，势必要投入大量人力与装备，与中国军队面临血腥而昂贵的消耗战。
而在美国正聚焦于改善社会积弊、加强内政能力来巩固全球霸主地位的当下，该国应会尽量规避任何可能的昂贵战争，以免延误内政改革的时机。拜登政府从阿富汗的草率撤军就已体现，其不愿再为捍卫所谓“民主价值”而无止尽地忍受海外战争的流血与支出，以将精力和资源集中于国内改革。其也应当清楚，如果台海战争如同此前两次反恐战争一般转移执政者优先事项，吞没大量资金，积重难返的民生问题将导致社会将越发撕裂，民主危机将从内部瓦解该国。
更可怕的是，一旦美国持久军事干预台海战争，可能不慎引爆中美全面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乃至核交换。届时中国的洲际导弹将直接危及美国本土，使该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战争摧残，而太平洋封锁海战带来的经贸秩序崩坏，也或将根本动摇美元霸权地位。而在中美两败俱伤之后，届时坐观两虎斗、趁机发战争财的欧洲和俄罗斯将是最大获利者，且蒙受耻辱的中国也会将持续敌对美国，这显然远非美国所愿。
与现实主义互为表里的理想主义
不过，美国的外交政策并非由现实主义主导，自由理想主义一直浓墨重彩。无论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还是美苏冷战，虽有地缘和实际利益考虑，但对美国选举政治而言，都是典型的“捍卫民主战争”，使得自由而战的理念成为多数美国人的国家认同核心，也巩固了美国作为自由阵营领袖的地位。
例如朝鲜战争虽因存在感不强被美国人称为“被遗忘的战争”，不过美国社会也一致认为自己打赢了那场战争，并深感值得。如美国纪录片《长津湖战役》（Battle of Chosin Reservoir）末尾那个美国老兵所说，美国社会有一种主流认知，认为当年的干预阻止了韩国被吞并，在半岛上保留了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而今朝韩的发展差异，即便在一定程度上与“独裁 vs 民主”无关，却也令很多美国人巩固了这种认识。美国当年的迅速参战也直接奠定了在冷战的绝对主导地位。
因此，对于自由干预主义者而言，为台海而战事关保卫民主的核心价值观，更事关维护美国的领袖地位。尤其是在拜登政府不断给中美竞争赋上意识形态色彩，强调这是“威权”与“民主”的世纪之争时，而蔡英文也在不断试图将台湾打造成亟需保存的民主火种、取得美国同情之时，如果中国这样的“威权国家”可以在军事上占领美国的“民主盟友”，武统节点又可能恰逢中国在经济体量上超越美国，那么将在美国内部引发对于民主体制认同的深刻动摇以及对执政者不作为的强烈反弹，更将在国际舞台上显著削弱特朗普政府期间本已萎缩的信誉和向心力，甚或引发日韩等军事盟友离心，加速瓦解美国的一强格局。
民主价值的道德优越性，以及建立在该价值观之上的阵营领袖地位，都属于美国核心利益，而消极对待台海战争可能一次性严重损毁以上两个方面，这将是任何美国执政者都难以承受的代价。一旦美国穷尽贸易战、金融战、产业链战和政治战都无法遏制中国的发展速度，执政集团和国民越发焦虑，台海危机就已经与台湾无关，而可能成为事关美国保卫现有地位、释放自身压力的最后一击。
而一旦美国打开了军事干预的潘多拉魔盒，就难再预料世界未来的走向。
军工国会复合体的非理性倾向
如果说历史上的战争教会了人类什么教训，那便是理性在战争中是脆弱的，且好战鹰派分子与军工利益集团往往会为私利将战局推向未曾设想的道路。最典型例子莫过于胡里胡涂开打的一战，因一连串的沟通不畅和误判，本不愿开战的奥匈帝国国王、德意志皇帝、俄国沙皇和法国总统在国内好战分子推动下走向战争，惨痛的结局更是埋下二战的祸根。
另一代表案例是美国如今普遍后悔的伊拉克战争，当时美国为寻得开战借口，搜集了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日前去世的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Colin Powell），也因当年在联合国大会上挥舞装有“炭疽粉末”的小瓶子为开战辩护，在历史上永远留下不光彩的一笔，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讽刺粉末实为洗衣粉的玩笑，也体现了美国战争决策的荒谬一面。
以史为鉴，一旦台海战争爆发，尽管中美双方都无疑希望将战争局限于台湾海峡，但具体走向可能远超双方预期。尤其是美国五角大楼、军工企业及部分接受军工企业政治献金的议员组成的“军工国会复合体”向来十分强大，存在推升及延长战局的倾向。
例如实战中大批击沉的舰艇和战机或会激化美国鹰派的复仇心态，军方或给出更加激进的打击方案，作为意见领袖的议员也在舆论场吹响战争号角而非号召理性讨论，使白宫决策者揹负更大进攻压力，缺少和谈或撤军的退路；同时，军工企业的游说可能会促使执政者采购和投入更多装备，并如阿富汗战争一般拉长战线，而延绵不断的战局恐将双方拖下全面战争乃至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漩涡。就算这是执政者初期竭力避免的道路，但在军火商的无尽驱使下，在部分政客的“无知”和自身利益驱动之下，被多方裹挟的决策者未必有勇气坚持初始的理性。
虽然现实主义者对此早已提前预警，但自由干预主义者往往有过于乐观的倾向，例如小布什政府认为可以轻松搞定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实际上是严重低估了局势复杂性以及高估了改造当地的能力，如果这类人面对台海危机时也产生“中国军队不会血战到底”或是“时间在我、中国体制难以为继”的误判，其进入战争也会更加草率。
综上所述，随着中国军力不断上升以及收复台湾的意愿越发强烈，美国军事干预的代价将远超台湾的实际军事和经济利益，并可能触发全面战争乃至核交换的风险。但在美国誓言“阻挡威权国家战胜民主”的大背景下，战与不战都有无比高昂的成本。而在美国复杂而极易外溢的内部政治环境下，战与不战的抉择或许也未必会由理性所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