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岛不同命 海地为何与多米尼加命途迥异？｜地理看世界

8月14日，海地爆发黎克特制7.2级大地震，使这个总统刚遇刺不久、疫情肆虐、疫苗接种率不到0.2%的穷国陷入新的混乱。“我们真是太不幸了，总是不断在出错”41岁的当地裁缝Dorméus感叹道。的确，“不幸”似乎已经成了海地的代名词，就拿本世纪来说，该国已遭遇过三次死伤惨重的飓风季以及两次大地震，可以说上次灾后重建尚未完成，新的灾难已经杀到。

而当海地人民在接连不断的天灾中痛苦挣扎时，与其同处于伊斯帕尼奥拉岛（Hipaniola）的多米尼加民众生活却惬意得多。该国疫前人均GDP已达到8,000美元，为海地的6.5倍，疫情也因逾五成疫苗接种率而受控，此次地震也影响甚微。为何两国同处一岛，境况却有天壤之别？

多米尼加地理条件更优渥

海地与多米尼加如今的差异，虽然大抵归结于两国殖民遭遇迥异以及其后关键执政者的能力不同，但地理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无论是从地形、降水、耕地，还是地底板块，多米尼加条件都比海地优渥，这些因素在几个关键节点影响了两国的命运。

从地形来看的话，伊斯帕尼奥拉岛主要由东西走向的三大山脉、长谷和平原交替组成。其中位于岛西、面积占全岛三分之一的海地尤为山多，全境四分之三都是山地，平原只是间或散落其间，事实上，“海地”的印第安语原意就是“多山的国家”。这种地形限制了海地的农田面积与城市规模，例如夹在南部山脉和中央高地之间的第一大城市太子港，就因地形所缚难以扩张，棚户区密密麻麻堆叠，一旦遭遇自然灾害就死伤枕藉，2010年大地震即是如此，而平原农地面积有限则导致农民需在山上毁林开荒，为此后的生态危机埋下隐患。

多米尼加所处的岛东一侧虽然同样山多，但平原面积更成规模，有广阔的北部河谷和南部沿海平原，同时受益于更充足的降水，土地也更肥沃。这是因为全岛降雨由东而来，而中央山脉阻碍了水汽向西落入海地，该国年均降雨量比多米尼加少上近两成。此外，多米尼加的海岸线多为开阔平原，适合发展港口或旅游景点，而海地一侧的海岸线则多为高山，开发难度较大。因此，多米尼加天然在发展农业、商业、旅游业上占据优势。

另一重要区别则来自地下板块。伊斯帕尼奥拉岛位于加勒比板块北缘，岛下有两个地震带，分别为主要穿过多明尼加北部的“北方断层”（Septentrional Fault），和主要穿越海地南部、跨越太子港的“恩里基洛-芭蕉园”（Enriquillo-Plaintain Garden Fault）断层。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前者大约每300年破裂一次，后者更为活跃，在18世纪活跃期内就爆发了四次黎克特制6.6级以上强地震。在2010年后者断层走滑引发海地大地震时，美国就预测该断层会进入新的活跃期，眼下短短11年同一断层再次发生大地震就是印证。不过海地虽然更易受灾，地震学家霍夫（Susan Hough）也指出，不幸中的万幸是，海地底下断层是向西破裂，这会使震中更远离东南人口稠密的太子港，此次地震就因此死伤情况远不及11年前严重。

当然，两国地理也有相同之处，包括同属加勒比海飓风带，易遭飓风侵袭。因气候变暖而加强的“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现象也使洪水和干旱更为频繁。

不同殖民经历影响的道路

那么，这些地理特质上的不同，又是如何在历史进程中具体影响了两国走向呢？首先，它导致两地被不同殖民者主宰，而这正是命运分叉的起点。

本来，伊斯帕尼奥拉岛是西班牙15世纪末征服的第一个殖民地。西班牙在此挖掘黄金和种植甘蔗，建起殖民统治和城市规划的模版，现为多米尼加首都的圣多明各正是新大陆上的第一个殖民城市——这是因为其位于交通便利的南部沿海平原，而且附近的奥萨马河口就有金矿。但很快地，西班牙将注意力投向更为富庶的广袤美洲大陆，该岛被逐渐冷落，多国海盗在此流窜，西班牙只能将岛上力量集中在圣多明各一带。

到了17世纪其他欧洲国家纷纷扩张之时，无王管的伊斯帕尼奥拉岛西侧三分之一面积迅速落入法国手中，并在1679年被正式割让给法国。当时财力雄厚、急欲大展拳脚的法国迅速改变了西班牙的“无为而治”，从非洲运来大量奴隶种植甘蔗和可可豆，建立起高度压迫性的种植园经济，使该地成为法国最赚钱的殖民地，巅峰时期每年可生产商品价值1.5至1.7亿里弗尔（法国当时货币，1盎司纯金相当于92里弗尔）。到了18世纪末海地奴隶因不堪压迫起义之前，法国殖民的一侧已有70万奴隶，而西班牙殖民的一侧只有3万奴隶。

不同的殖民经历完全改写了两地政经文化格局。例如，法国大量引进的非洲奴隶使海地一侧以黑人为主导，巫毒教为民间主要信仰，说的是西非母语和法语混合的海地克里奥语（Haiti Creole）。同时悲惨的奴隶经历使海地人对西方殖民者深恶痛绝，并对分田到户有强烈渴望。这决定了海地在1804年正式独立后大肆屠杀驱赶白人、土地改革使大种植园经济转为小农经济后产量暴跌、被西方封锁排斥、被失去一大财源的法国强行收取巨额债务的命运。另外，小部分与白人通婚的混血儿因独立后占据政经优势，也与广大穷苦黑人存在矛盾。

而多米尼加一侧由于奴隶规模小得多，居民多为非欧混血，说的是西班牙语，受西方宗教文化影响更强，与西方关系也更好，也对海地独立后统一全岛的军事行动百般抵制。当多米尼加1844年趁海地政局不稳从其逾廿载统治中解放出来后（巧合的是，1842年海地大地震的严重伤亡动摇了时任总统统治），该国就迅速寻求西班牙保护伞，还有总统希望整国并入美国。

森林决定的命运

独立初期情况迥异就注定两国走向不同道路。尽管在整个19世纪，两国政治同样混乱，但海地一侧因法国加诸的沉重债务负担（直到1947年才还清），在公共服务上无钱支出，小农经济也只能自给自足，其最初相对于多米尼加的经济优势逐渐消失；与外国往来更多的多米尼加则在西方资本支持下，蔗糖和可可豆种植迅速发展。进入20世纪，两国都出现了长期掌权的政治强人，发展之路也出现显著分叉，其中一大关键分歧就是环保政策。

其中，多米尼加上世纪两个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分别为30年起实质掌权31年的特鲁希略（Rafael Trujillo）、间断掌权22年至上世纪末的巴拉格尔（Joaquín Balaguer），都对该国生态做出巨大贡献。

虽然两人出发点完全不同，前者多为经济利益考虑，由于科学家评估全国森林具4,000万美元商业潜力估算在当时是天文数字，因此将多处林场纳入自己名下，实行严格砍伐规划，确保森林生生不息、财富源源不断，扭转了发展蔗糖经济时毁林开荒的趋势。后者则为坚定的环保主义者，出动军队禁止非法伐木、进口天然气以防止民众用柴烧火、建立多个自然保护区、又向污染严重的矿产公司收取重税。而在多米尼加广泛活跃的西方环保组织，也做出了良多贡献。

这一环保政策的巨大利益必须要与海地对比才能凸显。在多米尼加两大政治强人护林之际，在海地，从5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持续掌权的杜瓦利埃父子（François Duvalier及Jean-Claude Duvalier两人），鲜少关注环境，而是被历史问题所困，也即对西方殖民者的愤恨。这种情绪在美国1915年至1934年占领海地后尤为强烈，激发了亲西方混血精英和黑人大众之间的长久矛盾。主张黑人精神运动、信奉巫毒教的杜瓦利埃也正是靠此赢得大选。杜瓦利埃执政期间自封首席巫毒祭司，称美国的肯尼迪总统遇刺是其施法所致，在全国组织起秘密警察网络抓捕批评者，如此高压而迷信的统治逼走了大批精英，经济也一直举步维艰。

在这种情况下，海地自然无暇顾及环保。此前提过，海地平原耕地面积和土地肥沃程度本就不及多米尼加，同时人口基数也更大。随着人口不断增长，该国只能不断毁林开荒以增加耕地，且执政者也短视地大肆出口木材牟利。长此以往，海地的森林覆盖面积从上世纪20年代的60%降低到如今不足1%，成为全球最荒芜的国家之一。由此造成的水土流失问题又使土壤肥力下降，形成恶性循环。

更糟糕的是，对于每年都面对飓风季的海地来说，光秃秃的山坡使洪水和泥石流危害大增。再加上气候变化使天灾愈发频繁，海地收成更具不确定性，五成农业人口生存愈发困难。另外，预计到2030年，全球主食价格预计因气候变化减产而上涨120%至180%，届时八成大米都依赖进口的海地情况将更加艰难。

而在多米尼加，如今森林覆盖率保持在四成，土壤依旧肥沃，农业产值稳定。自然保护区的秀丽风光也是旅游业招牌，旅游业占GDP贡献高达17%（2019年数据）。而且对城市人口比例较高、建筑质量更好、森林防泥石流效果显著的该国来说，台风和地震等自然灾害的杀伤力也就明显更小。

对生态系统较为单一、容易遭受天灾的海岛国家来说，森林维持生态稳定的作用是巨大的。像是海地，土壤已经退化到难以重新造林的地步，其农业发展的前途实在暗淡，而无法通过农业完成原始积累，工业发展也无从谈及，被破坏的生态也使旅游业难以发展，该国只能在天灾人祸中不断沉沦。对比郁郁葱葱的多米尼加，不得不感叹一句，环境影响命运。